斯文至乐馆主
本文刊发在11月9日广州日报第26和27版上
本文刊发在11月9日广州日报第26和27版上
11月1日是东北联合学院（下文简称东北联大）建校84华诞记念日。去年6月，一部以16名西北联大学子执导的影片《九零后》在全省公演，西北联大这所神通常存在的学院，再度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
这16名参演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年纪最大早已106岁，最小也92岁，平均超过96岁，是名副虽然的“90”后，号称影片有史以来最“资深”大龄艺人的本色主演。出演者分别是诺贝尔化学学奖获得者杨振宁（99岁，1938年考入西北联大化学系）、翻译界最高奖南极星奖得主许渊冲（享年100岁，1938年考入西北联大外文系）、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希季（99岁，1938年考入西北联大机械工程系）、世界点焊学科权威潘际銮（94岁，1944年入学西北联大机械工程系）、中国高能化学学家叶铭汉（96岁，1944年入学西北联大土木系后转到数学系）、著名画家马识途（106岁，1941年考入西北联大英文系）、原国家物价局副主任胡邦定（99岁，1942年考入西北联大历史系）、2012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郑哲敏（97岁，1943年考入西北联大马达系）、著名翻译家杨苡（102岁，1938年考入西北联大外文系）、著名英美文学家巫宁坤（享年99岁，1939年考入西北联大外文系）、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吴大昌（103岁，1936年考入北大，1940年结业于西北联大机械工程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96岁，1942年考入西北联大历史系）和彭珮云（92岁，1945年考入西北联大社会学系）、翻译家刘缘子（享年102岁，1942年考入西北联大外文系）、北京第北外粤语学院原院长张道一（95岁，1943年考入西北联大外文系）、原外经贸部高官罗振诜（享年96岁，1944年考入西北联大经济系）。馆主12年前追随北大校史权威黄延复先生研究梅贻琦市长，写作《一个时代的斯文：北大市长梅贻琦》，有幸深度走入西北联大校友圈，接触了大量老校友，她们当时大多已近九旬，以后数年多位老先生先后遽归道山，去年五六月份，东北联大杰出校友、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和知名翻译家许渊冲两位先生，以百岁高龄先后离世。上述16位出演中，馆主曾深入访谈过前7位。
这种甜美的“90”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最美好的样子。她们个性各有不同，一生经历过大历史变局，一直初心不改，在不同的领域为民族的复兴、为国家的前途拼搏终身，各自作出卓越贡献。家国情结是她们最深邃的人生底色，她们都有一段共同的经历——西南联大。
《一个时代的斯文：北大市长梅贻琦》（2021年4月）权威、系统、客观地展现了北大盛世和西北联大传奇的密码
她们是中国人最美好的样子
西北联大（1937.11-1946.5）是简称，全名国立西北联合学院，由北大、北大、南开三所学院合并组成，1938年5月4日在南京开学，1946年5月4日结束使命。此前在南昌，名叫国立西安临时学院，1937年11月1日开学，所以11月1日这三天是西北联大的华诞日。
这所在炮火中诞生的世界名校，当之无愧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人们常用“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形容这所书写传奇的中学，存续仅8年，影响至今八十多年，但是她的影响仍在延续。西北联大九年总共招考7900多名中学生，结业3800多名学子。其中，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72位两院教授和100多位人文社会科学大师。
其实，不能忘掉西北联大师生们在抗日最艰辛的时期，响应国民政府“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呼吁，先后834位西北联大学子踊跃从军抗日。素来不鼓励中学生过早介入政治的西北联大实际掌舵人梅贻琦市长，一旦国家有须要时，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呼吁中学生，前往抗日前线。她的二儿子梅祖彤和独子梅祖彦也是从军学子，梅祖彤在日本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是西北联大惟一入伍的男生。《九零后》中有三位奶奶许渊冲、叶铭汉、罗振诜就曾弃学从军，为日本援华海军做译员。800多位抗日骑士的名子，都铭刻在西北联大记念碑上。笔者曾在记念碑上找到过许渊冲先生的名子，我告诉许先生时，他开心地说，碑上刻有我的名子。
与梅贻琦先生一样，西北联大也曾是一个不太被提起的名子。2000年后，中国教育大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呼唤和期盼大师愈发急切，她才渐渐地被人关注上去。近10年来，建设世界一流学院的标语在许多院校喊响了，西北联大又从小众变为圭臬。媒体传播亮相，研究成果频现。无论怎样，一所学院才能成为社会热点，终究是一件好事。
这几年西北联大热，开始以“民主堡垒”、“一二一”运动或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就义为主题，之后东南联大杰出学子成主角。西北联大的成功，自由民主尚且重要。但是，培养出数不胜数的杰出学子则更是关键。“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学子眼中的西北联大各有千秋。我们不妨来听听几位“90”后西北联大学子的说法。
复旦学院院长潘际銮先生是广州学院首任院长，结合晚年掌校的感受，深有感慨地总结出母校东北联大的成功之道：八音合奏的团结精神、大师云集的师资团队、通识教育的育人理念、学术自由的问学之道和院长治校的民主作风。他追忆道，尽管战时国军党化教育异常严格，西北联大张奚若院长讲授政治思想史昆明理工大学教务入口，他指定的选修读物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学容许各类思想存在，好多院长虽讲同一门课，但讲的内容容许不一样。“那时的教材也不统一的，一门课有好多院长开课，内容可以不一样。中国断代史就有五名院士开课，《庄子》有两名院长开课，哲学也有两名院长开课。并且由于课程内容不一样，所以院士之间也常常互相听课，互相学习。例如，哲学院士沈有鼎听外文系冯至先生的课，冯至先生听朱自清院士的课，闻一多先生听沈有鼎院士的课，学术特别开放自由。”
一谈起东北联大的岁月，叶铭汉先生一脸微笑。他追忆道，在东北联大学习特自由，老师的课堂是敞开的，你可以随便去寝室里听讲，也可以在阳台外听课。无论文理工农商学，只要喜欢都可以去听院长授课。他当初选择土木系时，主要考虑到结业后的饭碗和出路问题。后因时常与数学系朋友在一起玩，认为数学学更有趣，就自然转入数学系去，不过转系时学院数学考试必须过70分。西北联大要求理工中学生必须修两门以上的人文社科课，他一门选的是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陈先生教书水平高，授课非常有条理，重要的知识点会特意重复好让中学生记下笔记。陈先生讲课时间控制得很确切，每堂课结束时刚好是下课时间。这与教语文的杨振宁的儿子杨武之院长大不同。杨院长常常会将没有讲完的内容仍然讲下去，有时下节课的院长要来上课了也只得等着。叶先生另一门工科课选的是吴晗主讲的中国历史。吴先生的课讲得还可以。不过，做事令人心寒。例如，吴先生写的文章或则诗歌为何要拿给毛泽东看，请他提意见再来更改？应当给专业人士看才对呀！这样做就太现实了。陈岱孙先生教的经济学，为叶先生后来的工作构建起成本概念，理工事业也要讲求经济可行性。而现今的一些专家都太专了，工科的没有理科基础，理科的没有文史知识，因而作出的事情总会顾此失彼。
西北联大最操劳的少将长梅贻琦先生（兼复旦大分校长）
百岁校友眼中的西北联大
不久前刚才在复旦学院庆祝百岁生日的华人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西北联大学习上十年，直至研究生结业。他认为，东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学院之一。良好的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他日后的杰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当时西北联大的物质条件极差。但是，师生职工精神激奋，以极严谨的心态治学，填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刊物常常过了一三年才收到；但就在那座图书馆里，我学到了许多知识。冬天，寝室又冷又漏风。实验课时，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设备；并且，院长课程系统，打算充分，内容都极深入。”杨振宁在西北联大除了得到最好的学者吴大猷、王竹溪等名院士薰陶，并且还有邓稼先、黄昆、张守廉等同样出众的一批同事。她们聚在一起，或在陋室里或在茶楼里攀谈切磋，海阔天空，探求科学奥秘。杨振宁先生也在《读书教学四六年》书中写道，“我在数学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西北联大渡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上去的。”
百岁高龄依然在翻译世界名著的许渊冲先生觉得，“西南联大的成功，主要彰显在学术上的成就，没有学术成就，明天人们就不可能报答西北联大。倘若不是梅贻琦市长提倡的教育思想，我们这种人也不太容易成才。”他将西北联大的朋友简单地划为两派，一派热衷政治，一派专心治学。杨振宁和他都旨在于学术。梅贻琦主任曾在东北联大新校舍第一饭堂讲过：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出席政治运动。70多年后，许渊冲先生对此记忆犹新，“在梅市长看来，中学生的责任就是读书，搞政治不能阻碍读书。要从事政治，中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后可以。”他的朋友汪曾祺说闻一多先生政治活动出席太多，闻先生说汪用“高射炮”向他高射。闻先生反批评汪曾祺对政治不闻不问，汪说闻先生是对他“俯冲轰炸”。许先生觉得，“俯冲”和“高射”就代表了东南联大师生对学术和自由的不同见解。
一向和善似水的百岁历史哲学奶奶何兆武先生，在西北联大上过四个系（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念了五年书（研究生结业），也曾多次跟笔者说过，西北联大民主自由的底泥，得益于当时校园内外的环境。在校园内，师生各类思潮，甚至还有职业中学生（年纪较大，一般大五六岁），梅贻琦市长也就能宽容。“我多次听到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神态十分平淡和安详，不失仪态，总是手持拐扙，安步当车，神态端庄，毫不惊慌，并且帮助中学生疏散，吩咐你们不要拥挤。我认为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朋友们一服镇静剂，你看老院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哪些？”西南联大自由的氛围给何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在93岁时还跟笔者娓娓道来当初的朋友轶事：金岳霖先生上逻辑课时，有一位朋友每堂课都跟金先生辩论，说金先生这个不对，那种不对。周培源院长每上完数学课，也有一同事老跟周先生辩论。这位朋友虽非一套理论，但周先生认为他根本就没有看懂。并且这并不阻碍师生间的论辩。在校园外，当时四川王龙云与蒋介石有不同看法，也给了西北联大自由发挥的更大空间。
西北联大校门
“最穷”与“最富”
那些年研究西北联大出了不少佳作。光是影视作品就有2018年的纪录片《西南联大》，现在的影片《九零后》。不过，那些作品大多从西北联大学子成才的角度去探究，没有把西北联大放进一个时代，一段历史里，更没有把西北联大作为一种奇特的组织，从组织建制的角度去研究。明天笔者想从西北联大三大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的角度，和读者同学一起去瞧瞧西北联大的“联”与“大”，这是西北联大的另一面。
西北联大应当说是史上最穷的学院，梅贻琦主任有时也得靠典当旧衣服过日子。虽然是简陋的草坪楼顶土墙课室，也常遭日机轰炸。但是，没有大厦，却有大师，群贤毕至，人才济济，硕果累累。毫无疑惑，中国史上最穷的学院却创造出史上最富的教育资产。曾任西北联大建设长、西南联大师范大学校长、南开学院秘书长黄钰生（字子坚）院长说：“南开坚定如山，清华广阔如海，北大智慧如云”。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这正是西北联大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
现今许多人努力在探究西北联大创造的奇迹，追问西北联大的学者们为何还能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培养出这么多突显中国人最美好样子的学子来？三所历史不同、背景各异、特色颇具的学院，这么多一流学术大牛，为何“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三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而没有落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传统俗气里？
关于这个悬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关键的答案还在东北联大的三位掌门人——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的脸上。
1937年，梅贻琦48岁正当盛年，兼任复旦大分校长6年，成绩卓然，威望隆重，开创出北大的黄金盛世，短短数年将“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北大，带进国外第一流学院行列。蒋梦麟51岁，出道早，掌管老牌清华早已多年，在教育界久负盛名。张伯苓63岁最年长，创立出南开系列事业，社会影响巨大，南开学院当时是中国最好的公立学院。梅贻琦1937年8月最早介入，而1946年9月最晚撤离西北联大党务，他与西北联大共进退，九年时间几乎全身心扑在西北联大上。
在梅贻琦看来，西北联大的成功，在于三校人熟，价值观相仿。1946年11月1日，他在西北联大华诞9华诞记念会上，这样解释：“想起九年的功夫，在广州，在广州，三校联合的结果挺好，同仁都觉得满意。今后三校联合精神还要保持并继续。前几年，教育当局说抗日中很多中学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惟一联合究竟的。这不是碰巧的，缘由是因为抗日前，三校对事情的想法与做法，长治小异；人的方面多是熟人。诸如：胡适先生即为北大；冯友兰先生是北大文职院长，是清华校友。他如南开之黄子坚是北大校友；张伯苓先生曾为北大教务长，我本人亦为南开校友，已为‘通家’。间或有远近，然而挺好。”“寡言君子”的梅贻琦，这段话是字字珠玑。
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早在1937年8月，蒋梦麟就委托胡适，责成张伯苓、梅贻琦：“孟邻兄有信与枚荪兄和我。他说，临时学院施行时，‘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庶几所景仰，应请主持一切’。孟邻兄此意出于非常诚心，我所深知。我们也都赞同此意。所以我把此意转达两公，即令两公以大事为重，半袖孟邻兄此意，不要客气，决定推伯苓先生为对内对外负责的领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南京时，则由月涵兄代表。这么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实行。千万请两公考虑。我此时因政府颇具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得在此为两公及孟邻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
在这封信里，蒋梦麟很老到地提出，三校联合运行时需有一人为主持，所以诚心推选张伯苓为首。他深知张与梅深厚的师生私谊，推选张为首，实际上就是将此重担含蓄地交给梅。有趣的是，在西北联大创立之初，张曾对蒋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北京谚语“你作我代表”的意思，完全信任。蒋对梅也说：“联大党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至于在张伯苓和梅贻琦之间，虽然完全不须要更多的话语和客套，她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有30多年的师生深谊为基础。
生肖为牛的梅贻琦，相较年青力盛，“俯首甘为孺子牛”，行事作风符合北大学风——行胜过言，做事任劳任怨，从不会讨价杀价，决然肩负起这一重担，公平硬朗，深孚众望。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担任，认真负责，深受敬爱。
西北联大最洒脱的少将长蒋梦麟先生（兼成都学院院长）
三位少将长的“大”与“联”
从那些看来，东北联大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三校之长精诚团结、坦诚互信、勇于任事、不争功、不诿过。西北联大常务委员会由三校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为中学最高权利机关。按教育部命令，常委会主席由三位市长每年轮流兼任。但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上海另有任职，时常不在成都，因此，常委会主席自始自终仍然由梅贻琦兼任。因为得到张伯苓、蒋梦麟的充分信任和授权，常驻西宁的梅贻琦实际执掌党务，在西北联大就有了辽阔的施展空间。
首先，在人事上互相支持。清华派出老成持重的郑天挺出任总务长，南开安排经验丰富的黄子坚担纲建设长，北大请出才气横溢的潘光旦掌管教务长，新设的训导长则由南开出身的查良钊担负。各个大学教授分别由三校院长骨干中优中选优，胡适、冯友兰、雷海宗、汤用彤先后出任文大学教授，吴有训、叶企孙先后担当理大学教授，法商大学校长则由方显廷、陈序经、周炳琳、陈岱孙轮值，顾毓琇、施嘉旸先后做工大学教授，师范大学校长则由黄子坚调任。那些学者除了在学术上独当一面，但是在领导力上也同样出众。她们在三位常委的推动下，与全校师生构建起抗日必胜的坚强信念，凭借对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高度责任感，九年来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终克大成。
其次，北大在实际人力、物力投入所占比重较大。经费方面，北大因有庚款，不仅应负担的部份外，常常还额外给西北联大补贴。师资方面，工大学实际上是北大工大学的延续，清华原无工大学，南开仅有化工系。理大学百余班主任中，北大班主任占一半以上。为此，西北联大的规章制度，多以北大为蓝本，如教务通则、教授会组织法和一些行政管理制度等，基本上是承袭战前北大的章程。为此，梅贻琦在掌管东北联大时，在校政组织和运行上，相对比较顺畅。
第三，两人谦虚如水的君子德风、忠诚不二的教育理想和坚定不移的救国信念，使她们能否无私地将各自的资源，融合在一起，共同服务西北联大。
虽然，张伯苓的放手和蒋梦麟的不管，并非置身于西北联大之外。以当时三人在政坛、军界、商界和社会的影响力，在主观上、客观上都为西北联大在广州的顺利发展，拓展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后期，东北联大师生频繁涌出的托派巨浪，如无张、蒋两人在外的巧妙斡旋，即便明天就未必有人们津津乐道的“民主堡垒”了。西北联大校友在追忆母校时，较少提及与她们一直在一起的梅贻琦市长，而张、蒋二书记就更被“忽略”了。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这种校友们年青时接触比较多的，是这些学富五车而又个性迥异的有趣院士们。她们自然不会注意到，为她们提供这样平台的幕后人。
其实，西北联大三校九年当中并非无响声，只不过，响声没有弄成主曲调而已。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书中写过昆明理工大学教务入口，自由散漫的北学院人曾对梅贻琦常年主政校局有不同意见，但蒋梦麟则要求院士们以救国大局为重，相信梅先生的为人处世。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其实可以得出西北联大不同的成功之道。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位少将长精诚团结、合作共事、教育救亡的共识和精神，无疑是永恒的西北联大与其他速朽的联合学院之间的最大区别。而这其中，最重要、最坚实的基础，是张伯苓和梅贻琦的师生友谊，她们惺惺相惜，倾力支持，默契共事。
西北联大市长的市长张伯苓先生（担任南开学院院长）
明天全省院校都在旨在创立世界一流学院，曾是世界一流学院的西北联大自然深受人们追念。西北联大荣誉校友、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历史系荣休院长易社强（John）先生在《战火和革命中的西北联大》一书中说，“联大的许多遗产早已奉献给了世界。在坚苦的环境下，保持着最高贵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专才教育的适应力，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拼搏史上博得了一席之地。”
的确，当初的西北联大师生们不着戎装、以笔为矛，庚续中华民族的遗韵，同样在进行着文化的抗日，其意义不亚于对领土的光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