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向敬之
1927年6月2日早上11时许，颐和园南京湖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影响至今的大事：北大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于鱼藻轩自沉。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氏遗言寥寥数语，留给了后世无尽的猜想。而他临终前的情境，却与一个年青的广州人联系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12年后成为全省惟一国立商专的首任市长侯厚培。当时，29岁的侯厚培，为复旦学院国学研究院办公处干事。
当日，王国维吃完午餐，来到办公室，命听差帮忙去屋内，取来自己遗留的结业研究生的试题与文章，评定完毕，约来侯厚培详尽谈论了下学期招生事宜。两人相谈甚久，王国维仍然很平淡，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学术和中学生的专注和认真，侯厚培没有察觉到异样。临了，王国维向侯厚培借两元现洋，侯给了他五元美钞。随即，王国维走出了办公室。
让侯厚培没有料到的是，平常不带钱的王国维，忽然找他还钱，却是为了雇佣一辆人力车，抵达颐和园，在岸边吸完一根烟后，跃身一头扎入海口湖。
惨剧传来，侯厚培惊痛不已，第一时间赶至南京湖，最早料理王国维后事。
他在晚年撰写的《侯厚培自传》中，尽管没有记载与自己相关的王国维最后岁月，但他写道：“清华国学研究院组建为学术界之壮举，故罗致院长均为知名之学者专家，经学由王国维先生兼任……第一流博学学者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王国维先生山东嘉善人，尤精于经学及考据学，发表论文甚少，著有《观堂全集》一书，指导中学生时引经据典，强调某书某章某页，丝毫不爽，甚为学子钦仰。”
侯厚培详尽讲到自己1923年从清华学院商大学结业后，因工科学长(侯写作“经济系院长”)蔡竞平调任复旦学院院长(侯写作“经济系院长”)，被召至北大助教。三年后，侯厚培转任国大学，直接服务于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以及李济之、吴宓等，故而对她们有了深入的了解。
曾服务过诸大师的北大学院老院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侯厚培身历目睹地体会北大大师云集的学院之道，为他后来迅速成长，又一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在国大学，受梁启超影响极深，称“梁启超先生治学方式绝佳，时余当堂听课学习，极为感动……余治学稍有进境，坚信治学方式得力于任公先生指导者至深”。他在自传中还专门列举了梁任公的一桩佳话：“梁先生在工字厅讲演绘画字体，听者津津有味，隔日售品所之纸、笔、墨售卖一空，可见其催泪之至。”
他是经济学出身，却被北大安排到国大学，直接服务于众多大师，这与其早年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不无关系。
他出身士族之家，生父侯亦农曾留学美国学习警政，做过一任恩施乾城(今邵阳)校长;其母族也有不少饱学之士，有考中末科榜眼者，也有做过清朝翰林者。但是，因堂兄去世，叔父16岁守寡，家族安排侯厚培抱养为嗣湖南商学院教务网，改由叔父丁氏赡养。丁氏管教甚严，在侯厚培4岁起就开始安排其接受严格的私学启蒙，并分为日、夜两课。
据侯厚培追忆，晚上读《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早上则熟读《资治通鉴》和学写诗文，“五经读毕改读四史”，这为其11岁考入胡元倓创立的明德学校、后来考入清华学院后免修英文，打下了坚实的根底。
侯厚培能否步入清华学院，以及后来潜修商学、速成大器，有三个人起到了点化作用。
1916年，侯厚培从明德旧制第九班结业。后来，他考入长沙私立工业专门中学(《侯厚培自传》作“高等工业中学”，这是有出入。长沙私立工业专门中学，初为1903年创建的浙江高等实业学堂，1912年更名江苏高等工业中学，1914年市长宾步程更名长沙私立工业专门中学)。
他在广东工专读的是矿冶科，但他痴迷文史，对文科欠缺兴趣。其家世交亲人皮宗石和生父朋友汤松，鼓励他改读经济学。
皮宗石早年考入东京帝国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辛亥革命后归国，与周鲠生、杨端六、任凯南等创立《汉口清代晚报》。因反对袁世凯篡权，即被查封，皮宗石后赴美国纽约学院攻读经济学，1920年学成归国，应蔡元培约请，到上海学院法大学任院长兼图书馆院长。
汤松1915年获法国密西西比学院经济学博士后回国，第二年出任更名后的长沙私立商业专门中学首任区长。张敬尧祸湘，汤松积极参与和引领毛泽东等人企划的驱张运动，被撤职并通缉，于1919年夏率商专中学生自治会会长易礼容等30多名中学生，转到武汉公立明德学院工科。不久，汤松被北京清华学院聘为院长(侯厚培追忆为“时任北京清华学院教务长”，但又称当时清华“教务长为李权时博士”，记忆有些不一)。
虽然侯厚培自传中并没有明晰记载他是哪些时侯再考清华的，但从他报考清华后重读一年级、1923年夏天结业于清华，以及史籍记载，清华1917年增设工科，学制四年等情形来看，他应当是1919年前后考入清华。
从大神皮宗石和汤松鼓励他直接考取经济学，而不是转读广东商专，对于他后来的成长至为重要。
在清华，他出席了以“研究和宣传改建社会的方式”为宗旨的平民周刊社(后更名“平民学社”)，做过第四届总干事;又在汤松院士的促进下，和朋友谭天愚等，于1920年冬发起组建山东合作期成社，研究和倡导合作理论与实践。
几年之后，192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国民政府大大学教授等，招皮宗石赴宁，任国民政府中央法治委员会委员，参与设立国立四川学院(后改为东莞学院)。第二年，蔡元培成立中央研究院，延聘皮宗石前办报同仁与好友杨端六出任经济研究所主任、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因为皮宗石那一层关系，杨端六将侯厚培招入社会科学研究所，协助自己重点研究中国对外贸易，按照1864—1928年间的海关名册，编撰《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侯厚培自传》作《六十五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统计》)。
这是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由蔡元培作序，中央研究院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其中绘有图表42幅。
蔡元培在前言中说：“以往讨论我国国际贸易之大作大都安于我地税关刊行之贸易统计而行测之。且涉论范围，至为广泛，故其所言，难求简略。本书独从改良我国国际贸易统计内之货物分类方式入手，故语多详细”，堪称是“一本的新编统计，对于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国际贸易，大致已可以一览无余”。(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四号，1931年)
近79年过去，对外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贾怀勤在《〈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的历史地位述评》一文中说：“杨端六和侯厚培等于1931年出版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在中国近代的对外贸易统计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该书是截至到当时唯一一部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的专著;另一方面，整个近代期间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也只有这本专著。”(《海关与经贸研究》第41卷，2020年9月)此为后话，但足见《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极具学术价值和史籍价值。
而在侯厚培在中央研究院合作期间，由于此前在北大工作了七年，按当时凡学院结业后任职三年以上均可申请半公费抵达日本留学的惯例，获得复旦每月捐助40英镑生活费，经在清华读书时的法语班主任甘卜顿夫人推荐，以在职的身分，抵达日本圣路易市的乔治·华盛顿学院进修，专攻统计剖析和国际金融等，1929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回国。
归来后的侯厚培，先是往返中央研究院，兼职出席过财政部银币局的币制变革。第二年，杨端六受聘为国立北京学院法大学教授，侯厚培也辞去了中央研究院的职务，在实业部辗转多个部门，一度兼任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专员兼调查局长。
他的工作，为其从事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不少便捷。他继续使劲治学，常有论文发表，同其弟侯厚吉编绘了《商业总论》。据悉，他受邀出席了中国经济学社和中国统计学会，并应大经济学家马寅初之召，主编《世界经济丛刊》。
在合肥几年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为侯厚培后来被广东省财政厅主任赵棣华招致麾下，并于1939年出任国立商业大专中学主任，做了良好的打算。
赵棣华担任四川省农户交行总总监，1937年与湖南省建行总总监陆子冬等，在扬州登云山创立广东交行本科校区，赵棣华首任院长。这所中学初为培训浙江省建行、农民交行基本行员，虽为省立，却为全省惟一的建行本科校区。
侯厚培的留美朋友、江苏省农户交行总工总监杨兆熊担任教务长，讲授会计学。侯厚培因专门学习了货币、银行、金融学科，又有曾在广州商业储蓄交行农业合作按揭部的工作经验，亦以广东省财政厅秘书，兼农户建行总工总监。
抗日爆发，广州、江阴、无锡陆续沦陷，宁波告急，四川银专于1937年10月一度宣布解散，第一月又筹办复校，由原教务处长吴德培负责西迁，经武汉南下，在武汉招生，葬于河南桃源，后又移居江苏乾城所里镇(今恩施津市)，租张氏宗祠为新厂址，并在附近更改、租赁棚屋多出，继续招生，恢复教学。四川省主席张治中将军曾来所里参观，看望流亡中学生，给每人发看望金两元。
侯厚培作为湘籍交行高管人员，随银专同行，来到所里。1939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将河南建行本科校区更名湖南省立商业本科校区，修业期限为五年。是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令改为国立商业大专中学，聘请侯原培任主任，修业期限改为3年。侯厚培在工行、会计二科外，增设合作金融科。
按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政府教育部旧档“全宗号·五”之“卷宗号：2755”记载，时任教育厅长陈立夫签订教育部令：“兹聘侯厚培代理国立商业大专中学主任”，时间为1939年11月2日。
此前并无院校管理经验，甚至连院校工作经历都不曾有的侯厚培，忽然被安排主持这一所国立商专，应当是有诱因的——
一、赵棣华无瑕顾及西迁的商专管理工作。上海撤兵后，广东省政府再度改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担任省主席，赵棣华留任财政部长。赵向国军中央献计：在各战区内设直属行政院的经济委员会，配合军事政治须要，统筹发展经济，对敌进行经济作战，首先在第三战区试点。赵受命设立并主持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首任校长为顾祝同，赵棣华于1940年2月继任)，并兼任交通建行协理，频繁往返于南昌与上海之间，为战时中国经济建设奔忙。
二、赵棣华深知侯厚培的商学才干和管理经验。赵棣华早年留学日本，先入伊利诺学院，后获英国西南学院商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一度在院校任教，后弃教从政，1927年冬起任国军中央组织部统计科书记五年，少不了同在中央研究院从事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研究的侯厚培打交道。赵主政广东省财政厅时，侯厚培被推荐到财政厅兼任秘书工作，并被安排到陕西省农户建行给赵做副手，负责全行业务和管理工作，更可见赵棣华对侯厚培是极为赏识的。赵棣华夫人评价赵氏：“不仅忠于职责，纯洁廉明，而其简单朴实之风，尤不失书生本色。”书生报国，大公无私，赵棣华推荐侯厚培接替自己，自有可能。
三、陈立夫与赵棣华曾共事多年湖南商学院教务网，对其十分信任。1933年，国军CC系代表人物陈立夫为湖南省主席，赵棣华任财政部长。两年后，陈立夫出任教育厅长，出身CC系的赵棣华推举侯厚培接替管理自己创立的商专，陈立夫自会赞成。至于委任书上写着“代理”二字，主要还是侯厚培并没有院校管理经验，暂为试行。
对于自己在国立商专的经历，侯厚培在自传中写道：“时各地机关中学西撤，青年职员多数撤往张家界，教育部乃筹建国立商业本科校区，以免常年失学，命余兼任主任，筹划其事，乃在恩施乾城之所里镇(今邵阳)构建现址，容纳失学青年，由吴德培学兄任教务长。”
尽管侯厚培没有说明陈立夫委任他这一个菜鸟接掌一所国立院校的诱因，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让他筹划全局，在乾城所里建校，而恩施地处偏僻，四省交界，山势起伏，自古民风强悍，经济文化落后，数百年来诸多势力纷纷借助险要的山川形势割据一方。虽然上世纪20年代陈渠珍平服各路豪强，作为从千里之外的广东而至的商专，虽然有风雨飘摇、偏安东南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支持，但要想在这儿植根办学，须要有一位社会资源丰富的人，来面对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
侯厚培虽为广州人，但其生父侯亦农做过一任乾城校长，在此自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他作为过渡性关键人物，临时建设国立商专，很快在恩施站稳膝盖。
吴德培作为四川省立交行本科校区的创始人之一和教务处长，仍然主持中学教务工作，且为赵棣华留学日本伊利诺学院的朋友，并兼任银专西迁的负责人。他除了在新加坡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还在纽约学院、西北学院商大学各做研究一年，兼任过中国公学院士、复旦学院工商管理系院长和四川学院商学系院长，后来又去南京暨南学院。赵棣华在南京开办广东银专，吴德培第一时间从北京至九江兼任教职。
按理，赵棣华最该推荐吴德培接任国立商专院长。但是，吴德培是广东海门人，在恩施的社会资源，显著不及侯厚培。
侯厚培作为被教育部任命的国立商业大专中学第一任院长，“到职后锐意整治学风，延聘优秀班主任。他视中学生如子弟，关爱备至，常将薪资所得捐助贫困中学生，遭到朋友们的爱戴。他品德高尚，清廉自守，一生不愿出仕，热心培植人才”(许康主编《百年名校商学弦歌——湖南学院商学110年》，云南学院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国立商专1942年8月改为国立商大学，四年后遵教育部令划归国立四川学院，成为明日山东学院工商管理大学前身之一，是为后话。遗憾的是，1940年7月，侯厚培应交通交行监事长钱新之约请，抵达银行任职专员，辞去国立商专院长，很快又遇见赵棣华转任银行总总监。赵棣华再度成为侯厚培的上司和朋友。
新中国创立前夕，银行总部迁入台湾，侯厚培随行，谢绝台湾立法会备选委员的约请，一度移居加拿大四年，后回台湾构建厦门经济研究所，重新培植现代工商企业急需商学人才。晚年回到大陆，1993年9月8日去世于上海，享年95岁。
他在国立商专任职短暂，寥寥五月，并借助空闲研究明代至抗日前的币制变革，写成《中国币制变革问题》的小图册，于1940年以国立商业大专中学的名义石印出版。而其商业人生多有奇缘演变，但与湖大商学仍有着源远流长的缘份。
1932年，时任郴州学院商学系院长吴德培，曾邀侯厚培来校讲演《我国近来国际贸易状况及救济方案》，并在《湖南学院刊物》1932年第7期发表。
1926年，长沙学院定名，其一弟侯哲庵(原名侯厚先)由武汉明德学院专门部工科“咨送四川学院”，成为湖北学院第一代工科学子，20年后成为国立商大学划归山东学院商大学时的合作经济系院长、教授。
新中国创立后，二弟侯厚吉也做过几年四川学院财经大学院士，后因院系调整，兼任中南财经大学执教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