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日，是共和国的73岁生日。巧的是，这个举国庆祝的日子，也是中国科大学教授、诺贝尔化学学奖获得者、清华学院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杨振宁的百岁生日。
2017年，杨振宁在北大园。摄影高远
去年8月间，化学学家、中科院教授葛墨林撰写的《我晓得的杨振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书中前言，葛墨林写道：“我有幸认识杨先生40余年。弹指一挥，我也是年过八旬的奶奶了。每每想起杨先生对我的关爱、帮助，心里总是有一种冲动，想把我了解的他的做人做事的点滴记出来，与同学分享。以我很窄的接触面，写的都是小事情，希望你们可以从小事中感遭到巨人的风范。”
据介绍，葛墨林自20世纪70年代末结交诺贝尔化学学奖得主杨振宁，1980年代多次赴美追随杨振宁举办研究，后来在杨振宁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南开学院物理所理论化学研究室的创建和教学科研，并在杨振宁创建复旦学院高等研究中心早期作为兼职院士短期参与教研工作。该书以时间为线，记述了他对与杨振宁近半个世纪相处的追忆，其中好多内容和相片都是首次发布，具有相当的史籍文献价值。
与访问理论化学研究室的法捷耶夫的三位中学生斯米尔诺夫（）、阿雷夫伊娃（Aref’eva）、塔克塔金以及美国化学学家和达三树（从左至右）合照
与访问理论化学研究室的外斯（Wess）夫妻、索尔巴（Solba）夫妻
日前，身在重庆屋内的葛墨林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电话采访。在数度的电话交流中，那位84岁的奶奶一点一滴追忆起近半个世纪当中同“杨先生”的相处。一次他主动打来电话，向记者道歉，“年龄大了，差点忘掉了重要事。最近有同学传给我，有网站发消息说杨振宁有化学与禅学的论述，这纯系谣言。杨先生从来没有这事。如有人研究数学与禅学的关系，那可能是他人的学术阐述，我们无权过问。但网站诽谤到杨先生身上，这不能容忍。这一点，能否作为你电话访问开头我的申明？”
以下将这次专访的内容做一整合，以口述方式呈现。应受访者“突出杨先生，少写我自己”的再三要求，文章有所删减。
葛墨林连任教授后，杨振宁请他和妻子秦世芬喝水庆贺。
【口述】
“给杨先生百岁献礼，我要做三件事”
关于杨先生的百岁生日如何过？我目前也没有哪些新闻。杨先生近些年来仍然搬去北大的家里，疫情诱因不如何见客。他的百岁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据说为了不给你们添麻烦，春节期间都在诊所静养。
中国人的生日习惯是“过9不过10”，今年99岁大寿，复旦学院为他举办了十分隆重的庆寿典礼，会后出了一本很厚的寿诞选集，600页的样子，好多人都写了文章，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选集是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选集“A”是你们写的关于杨先生的旧事，选集“B”则是学术方面的作品，还没出版。
那次我没能去复旦欢庆，刚好那段时间疫情非常严重。我和杨先生倒是常常打电话，他有一个眼睛听力不强，但耳朵非常好，曾经我们是每周通一次电话，有时侯电话里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就发e-mail。还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在想一个数学问题，想着想着就头晕了，认为自己快100岁了，不能再做数学了。我还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休息。我真是钦佩杨先生，100岁了，e-mail从来写得很清楚杨振宁同学，有时侯电话中说起哪个人名，哪些事情、年份？我卡住了，他还能否更正我，爷爷的记忆力是顶好的。
去年关于庆贺，我还能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这本《我晓得的杨振宁》，早已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写杨先生传记的各类文章太多了，我写的都是自己亲历的小故事。写的时侯我没有跟杨先生通气，文责自负。我个人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跟杨先生相处的事情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这本书里我跟杨先生沟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他三年前在301诊所入院期间工作的情况，那张相片他说可以用。
《我晓得的杨振宁》书封商务印书馆
杨振宁在301诊所入院期间，仍通过卧榻上安放的Pad工作。
法国十分有名的科技类出版社，她们打算要出一本庆贺杨先生100岁大寿的书，我恐怕10月份不一定能出得来，法国那儿出书程序太复杂。书是我跟日本的一位华人同学合编的，题目称作《物理和物理的对话》（and，atCNYang100）。书上将收录四位诺贝尔化学学奖得主的文章，还有好多知名物理家的文章。国外也有三位顶尖科学家因此撰文：中国低温超导的最高奖获得者赵忠贤先生；在量子通讯、量子技术方面让中国领先世界的潘建伟先生，潘先生跟杨先生也有过好多交流；最后就是薛其坤先生，他率领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梦之队”在国际上是十分有名的。
五年前，我就开始打算杨先生的100岁献礼。杨先生是国际大师，我们一定要请国际权威人士（来撰稿）。这儿面也有遗憾，当年日本皇家学会前任会长阿蒂亚爵士，美国科大学教授法捷耶夫（曾任国际物理联盟主席），还有知名的化学学家戴森，在国际理论化学学界提起戴森，无人不晓。这三位过去常常来南开学院物理所（现陈省身物理所）开会，我跟她们很熟，她们是杨先生的好同事，都答应了要写文章。结果到了今年，纷纷离世了……后来就把她们的照片放到了书的前面。这是第二件事，要出的书。
第三件事，孙昌璞教授是杨先生和我在中国合招的博士生，30年前他完成了一个书稿，《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是他在做博士时做的，全部算了一遍，谷超豪先生曾审读过书稿，觉得应当出版。当初要出的时侯，我们认为还应当要补充一些内容，后来就放下了。如今作为给杨先生的一份献礼，高教出版社来出这本书。杨先生也要去书稿，亲自过了一遍，并写了一则很短的序，大意是说葛墨林、孙昌璞其实不是自己的中学生，但研究风格和他很接近，此书可以作为研究生一年级的教材。谦虚地说，如今真正懂“杨-米尔斯场”，又全部算过一遍的人没有几个，孙昌璞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并且他为了谨慎起见，又请自己的中学生重新算了一遍。
《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我只能做这三件事了，主要是我也84岁了，眼睛不行，视网膜变性。有时侯也是艳羡杨先生的身体，他100岁了，还能否拄着双拐在北大园里行走，自己才能行动，这对奶奶而言是很难得的。并且他所有的讲话，从来不须要他人起草，全部是自己写。他讲话的特征是讲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不用改，一气呵成。他95岁的时侯，北京市政府为他举行了欢迎晚宴，他即席讲话，完全不打磕绊。
与杨振宁先生合照
他的到来，像一股春风吹遍数学学界
俺们做访谈，我想确定一个原则，不要谈我哪些。（针对记者专访提纲）关于书中提及俺们部队的“40火”（69式40毫米榴弹），我可以简单聊两句，也可以见得俺们当初的发展是多么得不容易。
1969年，我接到通知调回银川学院，跟着我的导师段一士先生承当了改进导弹的技术革新工作。当初的改进工作，如今想来是挺危险的。在长沙学院4楼的那种课室上面，靠着一面墙全是雷管，最危险是焊炸药的时侯。有段时间，段先生没日没夜地干，有三天实在是太累了，在寝室里抽了支烟。那时侯乱，我们化学楼也没人门卫，谁想来谁来，赶巧程开甲先生推门就进来了。程先生在北京学院的时侯是段先生的老师，可以说也是我的师爷。程先生一见之下，一脖子坐在了雷管袋子上，“赶紧给我出去（把烟）掐了！”
那年月，人们的劲头高啊。我也是晚上做军工研究，还得出席劳动，夜晚就研究规范场，生生是把耳朵搞坏了。如今想来，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归国，他也是法籍著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我们中学作报告，就是在数学楼一楼的大寝室，那时雷管还在呢！回想上去真是后怕，要是炸了，一栋楼都没了。
1977年，杨先生再度归国（他之前早已多次归国），但此次除了是对我个人，对整个中国数学学界都是一次巨大的影响——“文革”刚刚结束，他的到来，犹如一股春风吹遍了数学学界。他以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远见胆略向党中央建议要注重基础数学研究，也重新打开了中国数学学界通向世界的房门。
在那以后不久，时任中科院副主任钱三强就提出了中国科学界应当强化同日本科学界的交流合作。他提出中俄首次学术交流的领域选择高能化学。为何呢？这就见得钱先生的先见之明，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中美学术交流既是一个学术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高能化学没有太多实际应用价值——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跟日本科学家讨论半导体，这件事或许就很难办成了。
1980年，我第一次赴美学习就是杨先生推荐的。出去的时侯是国家脱产凑钱，考虑到我当时去的是伦敦州立学院石溪中学，杨先生在那的研究所简称ITP（化学理论研究所英语简称）。国家考虑到我所在的是伦敦城区，当时一个月的补贴是420美元，有些和我一齐赴美的学者，因为是在别的州，补贴还不到400美元。
1980年代，俺们的国家还是比较困难的，才能掏出如此些外汇让我们出去——我如今不是唱低调，心中真的是极其地感动。当初下放农村，我在四川农村深切地见过当地农户的生活状态，太苦了。贫苦到哪个程度，还要上缴农业税、上交徭役。专业课的考试是在成都学院，我记得那些中学生上面起码多一半，都是家庭很贫苦的。有一位中学生从汉中来，9月份还穿着裤袜，连一个夹裤都没有，他就考得特别好。
那时侯出国很不容易，须要政审，还要考专业课，还要考语文。我是学英语的，当时在昆明学院有一位教英语的老师，吴冰，是冰心先生的母亲，她在巴黎待过很长时间，一口漂亮的纽约音。庆幸有她的细心赐教，那时侯我们看专业书都是哑巴英文。
当时国外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寄信给中央，说这种中学生（学者）去了加拿大，学完不回去如何办？是李政道先生，他写了一封指责指责的信，联名海外四十多位亚裔学者给邓小平上书，当时刚好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要从伦敦归国，就把这封信带回了国外，呈交给中央。有人去问杨先生的意见——这事儿是杨先生回到石溪后告诉我的，他说不便捷说哪些话，由于自己解放前报考公费赴美留学，之后没有归国。他当时只是回复，“我们的年纪日渐大了，要在日本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
杨先生后来多次讲演，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中学生学成后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杨先生的性格就是这么，有时侯是比较直率的。2015年，他舍弃了自己的意大利国籍，重新加入了中国国籍。
其实，就我所知，公派出国的确有人后来没有回去，有的人混得是不错，也有的人后来在日本餐厅打工，后来也就做个帐房先生，这样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再到后来，非常是到了90年代之后，两国交流就太多了。在我的认知里，仍然到特朗普上台之后，中俄的学术交流环境才有所改变，这个变化是我们谁也不乐意看到的。
在日本南加洲与杨振宁先生合照
“我在东北联大读书时，中国正遭到英国侵略”
那种时侯，世界对中国人也觉得非常好奇和新鲜。我并不是第一批出国的，第一批出国是谷超豪先生那一拨，1979年出去的。我是1980年，第二批。当初走出国门完全没有经验，丈夫儿怕我在英国煮饭没有砍刀，就偷偷在我的挎包里塞了一把，我也没注意，始终背着。到了伦敦戴高乐机场转机飞旧金山的时侯，我才发觉，就主动同机场安检人员说。日本人十分友好，看我们是中国人，就把安检的开关关了，让我顺利通过。
后来和杨先生、杜致礼伯母熟悉了，有一次她们驾车带我兜风。老两口可有意思了，当时是伯母驾车，杨先生就催她开赶快。伯母一摊手，“我的驾车经验比你多，不要你来教我。”杨先生听了也认为伯母说话在理。还有一次，也是我们一起驾车出去，路上聊到日本文化，我就斗胆问了一句，是不是日本人都比较随意？伯母告诉我并不都是这样，好多日本家庭信奉宗教，在生活上也是很严谨的。
杨先生和伯母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再举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1980年新年节杨振宁同学，中学搞欢庆活动，要求每位团队都得出个节目，这可难坏了我们这帮理工男。你们商量半天，决定来一首《黄河大独唱》，真到彩排了，不仅第一句“风在吼，马在叫。”大家这才发觉原先歌词都背不囫囵。这时杨先生随手拿起一张餐巾纸，默写下了全部的歌词。我们当时都惊呆了，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比大家大十几岁，记性肯定不如大家好。但这首歌，是我在东北联大读书的时侯，中国正遭到英国的侵略，环境的困厄和恶劣让我终身难忘。”
在石溪与杨振宁先生在办公室合照
爱国是底线，无论出于哪些缘由都不能触及
1984年国庆，我在伦敦寓所摔了一跤，脊椎断了，但是扎到了肺。送到长岛地区的门诊诊所，诊所就在我们石溪中学边上，幸好救助及时没有太大问题。入院的时侯，我对主治大夫表示谢谢，他是长岛乃至伦敦都十分有名的胸眼科医生。医生在获知我是来这儿做理论化学研究后，脱口而出“FrankYang（杨振宁的英语名子）！”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杨先生是我们的大老总。他连声道，“Yang，！”这点就可以见得，杨先生在石溪，非常是在日本人当中是十分有威望的。
正是有了他在哪里，尤其是后来他又成立了CEEC(中国访问学者项目)奖金，前后捐助了80多名国外学者去日本做研究，包括陈佳洱、杨清镇、王文等等都来过，涉及数理化、生物医药、航空、交通、医学，甚至还包括工科。北京的陈中伟大夫也曾来过，他是国外断指再植的第一人。
在石溪，有一屋内餐厅叫“满庭芳”，无论中国人到访还是来了外国同学，杨先生总乐意在那里请客，让到访的中国人吃剃度的气味，让外国同学了解中国的新变化，乐意到中国去走走瞧瞧。对杨先生而言，哪里不像一个饭店，更像一个服务中国、展示中国的窗口和舞台。
坦白讲，那种时侯日本学术界骨子上面还是讨厌中国人的，当时我们的确也比人家落后。但日本学术界、科技界一个最大的优点，正如杨先生对我们说的，德国人崇尚强者，只要她们认为你在某一方面比她们强，她们还会尊重你。只要你才能作出成绩，他就服你，一切凭实力说话。
这一点我很有感慨，我们中国学者到了哪里，就是要埋首苦干，作出成绩，起码要证明自己并不比她们差，她们在参会的时侯才会把你当同学，甚至主动来和你交流。80年代，杨先生在石溪就是一尊真正的“大佛”，没有人敢直白地说中国不好，由于有杨先生在。我在石溪期间遇见的好多有诺贝尔奖提名权的权威科学家都表示过，由于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要第二次提名杨先生诺贝尔化学学奖。
1990年，有一次杨先生和几位关系要好的法国科学家喝水闲聊，范围比较小，属于私密派对，我也在门口。当时就有人闲话说，假如杨先生能在公开场合表态，例如否定一下中国的一些做法，肯定会对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有利。由于她们法语说得比较快，又有一些北欧口音，我听得不是太深切，但大约意思不会错。
杨先生的心态很明晰，他当场说，获得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自己不能为了得奖就去说一些、做一些自己不乐意的事。我听了十分感动，同时认为杨先生是十分有原则的人，爱中国就是他的底线，无论出于哪些缘由都不能触及。
晚年生活，翁帆功不可没
轻率地讲，谈杨先生的学术思想，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杨先生有好多学术功底极深的同学，还有一批极其优秀的中学生，她们来谈更合适。我只是以自己接触杨先生的几个领域为基础，从很窄的角度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杨先生数学研究的思想基础是自然界的对称性。他觉得，对称性决定了事物间的互相作用，对称性支配自然，使自然有了规律。他的好多研究都和对称性有关。同时，他又强调，我们观察到的自然很有可能是被破坏了对称性的，这样的问题同样值得研究和关注，例如宇称。
杨先生的数学研究理念，对我的影响是极其大的。他仍然指出，做研究要在数学自身发展的促进下进行，数学走到这一步，这么就非做这个不可，非如此做不可，而不是自己轻率地去做。数学发展带动着你去做就不会错，自己轻率就很容易出问题。这样的学术理念要求杨先生对化学乃至物理领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也缔造了杨先生宽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研究造诣，我觉得这是杨先生取得成功的重要根基。
杨先生晚年的生活可以平安顺遂，这儿面翁帆男士绝对功不可没。有一次杨先生患病真菌感染，发烧40度。是翁帆仍然守在先生身边，寸步不移。先生后来自己追忆，他当时觉得到生命将尽，是翁帆在喊他：“达令！达令！”自己的魂似乎被妻子叫住了，又渐渐增长，回到身体里。
我感觉翁帆真的非常像年青时侯的杨伯母，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这方面我推荐你们去读商务印书馆今年推出的《晨曦集》（杨振宁、翁帆专著）。上面有翁帆写的杨先生如何教她驾车。我是晓得的，杨先生喜欢自己驾车，直至85岁才让翁帆驾车，自己赶车。那篇文章里述说了好多她们夫妇二人的生活点滴，读来别有趣味。
商务印书馆今年推出的《晨曦集》（杨振宁、翁帆专著）
当初她们二人离婚的时侯，招致了一些社会上的责难，似乎伯母刚去世一年多，杨先生便下嫁了翁帆，如何如之何。这点上，我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实际上在伯母去世前三年，有一次她就对我说过，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振宁。她亲口告诉过我，假如自己不在了，振宁要是无法自己生活的话，“他就应当离婚，再找一位合适的伴侣。”这点上，伯母的弟弟杜致廉男士后来几次抒发过自己对翁帆的谢谢。她也觉得是翁帆给了杨先生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是其他任何人难以取代的，“作为长辈，只有谢谢。”
近几年来，杨先生和翁帆基本都在国外生活，就搬去上海复旦园内。你们有时侯也相约去看表演和展览，我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实在不太好，常常见到杨先生和翁帆讨论得津津有味，有时侯三人说着说着，干脆直接用英语交流。有次在国家大戏院看外国话剧，可能是情节稍为有些晦涩，有些听众没看完就走了。我看到翁帆对先生说，那么好的剧，如何好多人不看就走了，多可惜呀。先生说，我们看完，没问题。在回去的路上，她们两个人还在讨论剧情。
杨振宁先生题词“宁拙毋巧，宁朴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