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现珠海市南屏镇）的一个贫苦家庭。7岁时，父亲决定送容闳去澳门读教会学校。但他们没想到，这个决定，竟然造就了一位开启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先驱。
父亲希望容闳学习英文，做一名高级翻译，以便日后有机会进入商界和外交界，使家庭脱离贫困。1835年，年仅7岁的容闳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起点。
此后几十年，他用“机器母厂”构想打动了曾国藩筹划创办当时中国最大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他送幼童赴美留学的工作，培养了詹天佑、唐绍仪等人。在他的身后，又有更多受他感召的人站了出来，比如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
1839年，容闳就读的学校因故解散，他只能回到南平家乡等候学校复课的通知。然而祸不单行海战中的物理学家，在他辍学期间，父亲去世，儿女们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容闳曾靠卖糖为生，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下午六点回家，每天能挣两毛五。当季节结束，没有人做糖时，他就跟着农夫去收稻穗。在稻田里，他向农夫背诵两遍26个英文字母，换来一捆他和妹妹拖不动的稻子。
之后，他在印刷厂当了四个月的折页工。这时，一位英国医生找到了他。医生受教会学校校长郭士拉夫人的委托，不辞辛劳找到了容闳，并带他去见马礼逊学校的教师布朗（ Robin Brown）。
在这里，容闳得以继续学业，聆听美国教师的教诲，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活力，并对那个遥远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当恩师布朗先生宣布要招收学生去美国留学时，容闳第一个站了出来——实现梦想的机会就在眼前，他还有什么犹豫呢？
容闳经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于1847年4月12日抵达纽约。
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在那一刻意识到：“我们的想象有时候会变成现实，并不一定都是幻觉。”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幻想有变成现实的可能。
布朗先生安排他们进入当时新英格兰地区著名的预科学校蒙森学校就读，容闳在那里开始阅读爱迪生、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狄更斯、司各特、麦考利、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作品，以及当时在英国中产阶级中颇受欢迎的《爱丁堡评论》。
入学第一年，容闳并没有想过自己能上大学，布朗先生帮他筹措的学费只够他去美国读书两年。
但很快他的想法就改变了。他和同布朗一起去美国的同学黄宽开始商量留学结束后的打算。他们决定留在美国继续学业。但问题是：学费谁来付？
香港的资助人回覆：若容闳与黄宽完成两年学习后希望继续深造，并愿意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修读专业课程，他们很乐意继续资助。
这是个慷慨而善意的建议。黄宽考虑后决定接受，并于1849年底前往苏格兰。但容闳并不想离开美国。他想去耶鲁大学读书，这是他初到美国时就读过的学校。
蒙森学校的董事会认为容闳可以申请学校的清贫学生紧急援助金，但该援助金有严格的规定，受助者必须签署承诺书，毕业后必须担任传教士，回国传教。
公平地说，董事会提供的条件非常慷慨——他们既不会扣留文凭，也不会要求用未来的工资来偿还学生贷款。
考虑到容闳当时的状况，没有钱，没有工作技能，没有相关专业，生存都成问题。教会提供的条件可以保证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将来不但衣食无忧，还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但容闳最终拒绝了这笔资助。
容闳在美国留学的岁月，亲身感受到了当时美国的蓬勃、繁荣与强盛。他已经清楚知道自己一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教育救国”。他要让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在美国接受教育。当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性、有道德的人，这个国家怎么会不好呢？容闳如果回国当传教士，就不是宣传教育，而是传教了。难道他是想培养一大批传教士来救国吗？
他的理想太宏大，使命感太强烈网校头条，注定他走的路很坎坷。他放弃了教会的资助，决定通过打工来支付学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显然是痴心妄想：没有学历，没有专业，没有关系，能找到什么工作来支付高昂的学费？
感谢他的老师布朗先生，在他收拾行李回国之前，积极寻找愿意提供资金的慈善机构，才使他得以在耶鲁大学继续学业。
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过得十分艰难。
为了跟上学业，他曾每天学习到半夜。大二时，他开始在一家餐饮俱乐部担任管理员，负责采购和担任食堂服务员。同时，他还在“兄弟会联盟”担任了两年图书管理员，专门负责“兄弟会联盟”的图书。他还是两个俱乐部的成员——辩论俱乐部和划船俱乐部。
他曾是耶鲁大学的“局外人”。刚进校时，容闳还穿着长袍，留着长辫。但很快，他就把长袍和辫子都扔掉了。这在当时的华人看来，是最叛逆的行为。但这些举动在容闳看来，显得格外自然。他很快融入了学校，成为耶鲁大学的名人，多次荣登学校荣誉榜。
1854年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许多人专程前往耶鲁观看毕业典礼，只为看一眼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人的毕业照。
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容闳已经具备了加入美国国籍的资格。事实上，也有不少人劝他留在美国。但他放弃了——大学最后一年，“教育救国”的使命已在他心中扎根。
1854年，容闳回国，按常理来说，他应该很快获得成功，但迎接他的却是近十年的“颠沛流离”。
他当过律师、海关官员、茶叶商人，因为反对行业潜规则而离开律师事务所，因为升职无望而离开海关，曾创下两年内四次失业的纪录，这份履历即使在今天的年轻人眼中也令人印象深刻。
容闳没有放弃教育计划，也曾试探太平天国，提出改革建议，但全被忽略……最后，他投身于倒卖战场茶叶的冒险事业，企图从中赚取巨额财富，实现资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潜心从事翻译工作。他认为，翻译这种兼职工作虽然不赚钱，但却能为他打开一条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的渠道。翻译工作让他结识了当时的许多名人，其中就包括李善兰。
当时，李善兰正在帮助曾国藩筹办安庆制造局，时常会在曾国藩面前提起容闳。
正是凭借着李善兰给的“入场券”，容闳才结识了他所敬仰的伟人曾国藩。
1863年冬天，两人见过两次面，这是经典的采访教科书范例。
第一次面试，容闳没有做任何准备，好在过程只用了半个小时，相当于认识了面子、寒暄了一番、办了些手续。重要的是容闳在这次面试中态度诚恳，对自己评价公允，并没有表现出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就敢于承诺什么的样子。这让曾国藩很满意，于是第二次真正的面试就这样开始了。
这次，曾国藩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今世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这一难题，容闳片刻犹豫，当即抛出了“实业救国”四个字，一下子击中了曾国藩的心。
第一次短暂的会面后，容闳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细节：他发现曾国藩幕府里挤满了上百位“才子”，其中有数学家、力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这些人大多是容闳熟悉的。所以在曾国藩第二次见面前，他们就帮容闳做了功课。
容闳凭借自己的见识和朋友的帮助，很快明白了曾国藩找他的目的——在中国兴建一家西式机器工厂。
因此容闳告诉曾国藩：枪炮制造是西方工业体系的下游产业，并不是洋人最擅长的。洋人最擅长的是用机器造机器，可以覆盖所有行业，不只是枪炮，还有民用产品。再加上中国原材料便宜，劳动力成本低，将来不但可以建一个安庆兵工厂，还可以复制无数个安庆兵工厂。
曾国藩听后很高兴，他坦言：“这件事我不太懂，徐先生、华先生才精通，不如先和他们详细商量一下，再想办法。”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所以他让容闳和徐寿、华衡芳这些内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怎么处理。
半个月后，曾国藩一次性批准白银六万五千两给容闳，作为江南制造总局建设的资金，并全权委托容闳处理此事。
6.5万两白银在今天值多少钱，学术界有不同的换算方法，我们大致取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平均值，1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1000元人民币，容闳所托付的钱，相当于6500万元人民币。
有了钱，容闳走访法国、英国、美国的工厂，寻找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最后选定了美国的一家工厂承接这项工程。1865年，设备全部完工，容闳把设备带回上海工厂，一次试车成功。
江南制造总局凝聚了当时各路精英的心血，经过容闳、李鸿章、丁日昌三轮改扩建，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全面的机器制造厂，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厂之厂”和“机器之母厂”。
此后，容闳虽然没有向曾国藩提及自己的教育计划，但他并未放弃，一有机会便向丁日昌等官员宣传自己的主张。在此期间，他还翻译了《契约论》和《格顿万国图》的大部分内容，希望尽自己所能传播西方文化知识。
1870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生产形势的稳定，容闳实现了曾国藩的重托，“教育救国”的使命又回到了容闳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有一次，曾国藩视察一家工厂，容闳指着厂里的洋技师对曾国藩说：“你看那些洋技师工资高，又危险，又不靠谱，中国人应该自己培养人才，把制造能力彻底本土化。”曾国藩接受了建议，当即答应在制造局设立机械学校。
容闳对这次教育计划的初次尝试大为鼓舞。这时，他的老朋友、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对他说：“请当时的宰相文祥代为呈报。文祥……当时刚当上宰相，权势很大。”大意是说他和兵部尚书文祥关系不错，可以帮容闳把计划转交给文祥，并借助文祥的权势向朝廷呈报。
经过多年官场历练，容闳也深谙官场之道，他的建议书不只是一项留学计划，而是一口气提出了四项建议，并巧妙地把“幼儿留学计划”放在了第二项——一个看似重要，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的微妙位置。
这是中国古代谋士常用的伎俩，面对上级提出的问题，不会只提出一套解决方案，而是先提出一个明显激进的方案，再提出一个明显保守的方案，最后提出一个温和的方案，所以温和的方案显得特别合理，容易被采纳。
然而文祥的去世，使容闳的计划再次搁置。
直到“天津事变”爆发，留学计划才出现转机。容闳利用担任翻译的机会，再次向丁日昌提出留学计划。丁日昌与曾国藩召集多位大臣私下商议此事，最终决定联名上书清政府，恳请清政府重启留学计划。
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中外的这种矛盾，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西方的无知，无知导致怀疑，怀疑导致谣言，谣言导致冲突。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开展留学计划，培养能够同时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才，从而一劳永逸地消除此类问题。
容闳听到联名信的消息后，一夜没合眼。“……我高兴得睡不着，整夜睁着眼睛，像夜鹰一样，感觉身体飘浮着，像要冲上天空……”
1870年，曾国藩带回皇帝的红字批示，上面清晰可见“一致同意”几个字，也就是说，不但曾国藩提出的幼子赴美留学的建议被批准，其余三项建议也一并被批准。
在丁日昌和曾国藩的主导下，他们还采取了更巧妙的办法：聘请一位失意的保守派官员担任首席官员。这样，保守派官僚们对此事不会太反对，这位官员也有事可做，成为“自己人”。真正的决策权在容闳的手里。
容闳大喜，觉得做官与否都无所谓，从1854年回国，到1870年实现梦想，他已经努力奋斗了16年。
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中国儿童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了解外国文化，容闳安排他们住在美国家庭海战中的物理学家，与美国人同吃同住，并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学校就读。这些孩子以惊人的速度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在各项活动中也表现得积极、出色。
这些在美国留学的孩子回国后，都成了在各自领域继续履行使命的“容闳”。
其中有和同学一起加入福建海军，在马尾战役中英勇奋战，后来又主持设计、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有主持开采当时北方最重要煤矿开滦煤矿的工程师吴仰曾；有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末交通部尚书梁敦彦、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等。可惜的是，中国子弟留学计划只持续了十年。
“幼童留美”计划中止数年后，甲午战争中，隔海相望的日本用大炮轰击清政府，清政府才恢复了留美计划。但他们的短视依然不改：不再挑选“没有定力”的幼童，而是挑选“比较靠谱”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去日本“速成训练”，回国后成为政府的“工具”。
按理说，这些人早已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忠于天皇，但世界潮流更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想法。留日学生后来加入革命，成为主力，最终推翻了清朝。清廷努力培养鹰派，但最终却培养出了掘墓人。
容闳晚年对清朝的腐败愈发看清，他在自传中写下了自己深深的失望：“……自太后至吏员，从上至下，无不因贪赃枉法而致。”
他曾提出创办中国银行、修筑津珍铁路两个方案，但均未成功实施。
容闳放弃了对清政府上层社会的幻想，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
随后的戊戌维新中，容闳扮演了精神领袖和导师的角色。他的住所成为戊戌维新派主要改革人士的聚会场所，维新运动的很多建议都出自他的思想、观点和态度。维新运动失败后，容闳成了通缉犯。
容闳余生继续帮助各种抗日力量，他介绍康有为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尽力帮助孙中山。
容闳临终前，劝两个儿子回国服务。容闳的两个儿子都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在美国已经有了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薪水，不愿意回国。容闳斥责他们说：“我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们，本来是希望你们回国的，现在你们不这样做，只是自私自利，患得患失。你们辜负了我对你们的希望。”
两个儿子深受父亲爱国精神的感动，纷纷奔赴中国参加革命。
容闳的一生都在放弃，也在挣扎。
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放弃美国的生活，回国争取报效祖国的机会。初到中国，他放弃了当律师、当买办发财的机会，宁愿清贫，也不愿争取尊严。近十年来，他就像孔子所说的“丧家之犬”，在自己的国家成了一个流浪者。
结识曾国藩后，他暂时放弃理想，争取长远的机会；戊戌变法后，他又放弃安稳的生活，选择革命救国，哪怕成为通缉犯。
容闳一生无愧于“天真之子”的称号。他的美国友人约瑟夫·特威切尔牧师对他的一生作了最好的总结：他是一个爱国者，从头到脚，甚至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坚信中国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就，配得上这片壮丽的土地和伟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