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维裕，化学学家、教育家。毕生从事数学学和马达工程教育工作。创立北京交通学院数学系和理大学，培养了大批化学人才和文科人才。在中国数学学会早期为审定中国数学学名词做了许多工作。
在重庆交通学院历时110华诞的发展历程中，裘维裕先生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功臣级的元老。
裘维裕，字次丰，1891年生于浙江省宁波。1916年结业于交通部北京工业专门中学(交通学院前身)马达系。旋以优秀成绩报考庚款留美，步入麻省理工大学，获得马达科硕士学位。1919年在该校研究院工作一年，后转入芝加哥爱迪生电站工作。1923年归国，任交通部南洋学院(1927年后改称交通学院)马达系院长，兼任直流马达课程。1924年为强化基础课教学转教数学学，直至1950年。在20多年的时光中，他为交通学院的发展，非常是在教学变革和理大学、物理系的建设中，饱含了大量的精力，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众所周知，作为一所综合性学院，武汉交通学院必须具有两大支撑所有应用型学科的基础：工科和理科。其中，北京师大理科的奠基人就是中国知名的化学学家、教育家、上海师大校友裘维裕先生。
裘维裕先生毕生从事数学学和马达工程教育工作，创立了北京交通学院数学系和理大学，培养了大批化学人才和文科人才。在中国数学学会早期为审定中国数学学名词也做了大量相当卓越的工作。
在20年代曾经，国外只有几所文科学院，其中以上海交通学院的前身--南洋学院和北洋学院的历史最为悠久。当时我国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中级人才很少，中学的班主任不少是从欧美各国聘请的外籍专家。物理、物理学、化学等课程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学校对这种基础课教学还缺少必要的注重。这样就必然影响培养中学生的质量。
有鉴于此，北京交通学院从20年代初开始，决定对那些基础课程进行教学变革。裘维裕和周铭等正是这一变革的有力促进者和积极参与者。她们觉得，学院教育不应指出职业训练，应指出的是基础科学的教育，培养中学生用脑用手的能力。她们参考麻省理工大学等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基础课程作了重大调整，把物理、物理学、化学三门课程定为两学年的课程，并将数学学的课堂讲授和实验分别设课。这在当时国外文科高校中是仅有的。鉴于广州交通学院当时从事基础课教学的师资薄弱，本国班主任胜任的更少，她们两位都转行从事化学教学。
开始时原子化学学内容还极少，30年代之后才逐渐降低。后来还单独由许国保开办近代化学课程。自裘维裕代替外国院士兼任交通学院的化学课后，不再采用日本一年课程的教材(DUFF数学学)，而由他自编英语的讲授纲要。这份纲要在当时曾使用多年，在国外形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当时天津交通学院的数学课被一些中学生誉为“霸王课”，听过他授课的中学生常常多年不忘，普遍反映从裘先生的教导中得益颇丰。他在其主持的教学工作中，还培养了不少具有高水平教学能力的中青年班主任，如赵富鑫、沈德滋、许国保、任有恒等。通过这种班主任的继续努力，进一步完善和扩大了数学师资队伍，对1949年之后文科高等中学的巨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裘维裕始终兼任授课并指导实验。他注重教学方式，授课内容虽多，但听课者不感困难。对中学生要求严格，决不允许仓促马虎，必要时还进行严厉批评，同时又耐心指导，关心备至。当时交通学院的数学课被一些中学生誉为“霸王课”，听过他授课的中学生常常多年不忘，普遍反映从裘先生的教导中得益颇丰。他在其主持的教学工作中，还培养了不少具有高水平教学能力的中青年班主任，如赵富鑫、沈德滋、许国保、任有恒等。通过这种班主任的继续努力，进一步完善和扩大了数学师资队伍，对1949年之后文科高等中学的巨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过去中国内忧外患不断，裘维裕也和我国许多老科学家一样，归国后就很难从事当时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
袭维裕常年旨在于教学与科研的组织领导工作。1924年即作为交通学院教务大会成员，积极推进基础课程的变革；1926年，交通学院为研究深奥学术、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实验而筹建工业研究所，主持实验研究工作的就是物理院士徐名材及裘维裕；1928年秋构建交通学院化学系，裘维裕兼任系院长，直至1948年才辞去此职。在裘维裕和周铭、胡刚复、赵富鑫、许国保、周同庆、黄席棠、殷大钧等院士的共同努力下，10余年中培养了百余名化学学者，如华南一、邬学文、吴百诗、蔡建华、陶正耀、杨恒彩等。
在基础课变革的基础上，交通学院于1930年9月11日即将组建了包括物理、物理、化学三系的科学大学(1937年9月9日宣布改称理大学)，裘维裕常年兼任教授职务。在这曾经交通学院以文科为主，是有名的“工程师的摇篮”。裘维裕积极推进和主持科学大学的工作，正是为了“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相互帮衬”，理科与文科“通力合作”。他还非常指出对中学生进行科学思想的训练。1933年2月，他在《交大月刊》第10期发表《科学思想的训练，应是学院的一种使命》。文手指出：“大学的使命，并不是院士中学生一种喝水的本领或则解决中学生的出路问题。学院的使命，是要养成中学生一种完善的人格，训练一种相当的科学思想，有了这些训练，结业之后，无论哪些工作，就都可以肩负，都可以胜任。”他强调：“大学里所读的各类科学，是给中学生一种科学思想的训练。”针对当时中学生只有极少时间用自己的能力来思索和判别的实际情况，裘维裕非常指出培养中学生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科学大学各系在他主持下，都比较注重引导中学生进行自由研究。化学系开办了“实验研究”、“问题讨论”等研究课程，还设置“科学思想史”、“近代化学导引”等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课程，使中学生宽广眼界、活跃思想，把握独立研究问题的方式和有关规律，发展青年中学生的创造能力。这样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才能提出来，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交通学院历史上以文科为主，主观和客观条件都决定了在构建理科系时，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应该充分彰显“理工结合”、“理工并举”的特色，重视提升中学生运用理科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在整个教学和科研中注重结合工程实际。这些培养方式是裘维裕和周铭等参照日本麻省理工大学的培养方式，结合当时中国国情制订的，比较符合实际。在她们的努力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除了开办了所有课程，并且当时价值几十亿元的实验设备也按计划完成了武器。这在当时全省学院中是雄踞前列的。这种成就，加上她们在教学工作中积极树立严格的科学精神，培养中学生优良严谨的校风，就逐渐产生了交通学院“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陆定一：《交通学院校史序》)，使交通学院成为在国外外享有名声的学院之一。裘维裕在这一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积极出席理大学与数学系的建设以外，裘维裕还付出了巨大精力从事交通学院各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从1934年7月到1935年7月，他调任交通学院教务长。1936年，他同时兼任中学课程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图书委员会、设备委员会、法规委员会、招生委员会、暑校委员会、奖励委员会、设置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及考试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裘维裕还非常注意“训练人才与传承学术并重”，注重普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1935年4月，在他主持下创立了学术期刊《科学通信》。他在《发刊大意》中指出：“本刊宗旨约有四端：一以备学校教员之顾问；二以资学院中学生之参考；三以助无师自修者之研究；四则本校校友散处各地，借兹一编可相切磋，此尤本刊目的所在，通信二字所由起。”不久，在抗战救亡运动的助力下，1936年4月交通学院中学生组建国防科学研究会，他又应聘兼任指导。
抗清战争爆发，交通学院大部份人员无法及时内迁。裘维裕等在广州法租界内继续办交通学院。裘维裕还曾和一些社会名流、实业家以MIT(麻省理工大学)同学会名义，于1940年夏在法租界内开办了“中国工专”，学制为2整年(不放寒假期)6个学期。裘维裕所授数学课程仍以“大学化学纲要”为教学资料，授课时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当时中国工专中学生王诚果等因充溢爱国传单、沿马路张贴爱国口号等抗战活动遭到日军当局注意，并在共党《新申报》上登载她们的名单，要求她们去翻供。裘维裕得悉此事后，立刻同意王诚果等2位朋友更改姓名，把她们保护上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8月上海交大大学物理实验，汪精卫伪政权强行接收交通学院，裘维裕当时即使经济条件非常贫寒，仍断然离校，誓不与汪伪合作。他和当时坚拒教席的五位院士被称为“反伪六院士”。租界被英军强占后，中国工专也被迫停办，幸而只剩最后一学期实习课没有上，中学和裘维裕等帮助朋友提早结业(从结业相片上可数出当时的师生起码有47位)。随后裘维裕曾到南洋仪器厂工作一年。该厂被兼并后他又去中国科学社(该社隐藏了交通学院化学仪器的一部份)办公，经济上愈加困难，但他仍和社会进步人士联系在申报馆地下室开办讲堂为社会青年服务。他自己讲数学，其他老师讲钳工等。对裘维裕在抗日期间的表现，交通学院院长吴有训在《悼裘维裕先生》一文中称赞他“高风亮节”。
1945年8月英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裘维裕挺身而出，首先赶赴中学，保护及协助接收仅存的仪器设备，使之不再遭到损失。在他的推动下，在北京的交通学院师生职工纷纷返校投入各项工作。结果，仅仅经过两个月，就因陋就简地复课了。抗日胜利后，裘维裕仍兼任理大学教授兼化学系院长，并被选为院士会理事。似乎健康情况骤降，常苦于高血糖，但仍坚持上课，并为广州二中开办化学实验而不断努力。1948年，因工作须要，曾一度担任物理系院长，而先后辞去化学系院长和理大学教授职务。这一阶段，他还和钟兆琳院士等一起借助业余时间，主编了马达工程指南，于1947年由北京龙门书城出版了裘维裕翻译的《直流马达》和《电力传输》2个分册(整个指南有十几个分册，由万国成教学会［In-］编辑)。在此之前，1945年10月北京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了裘维裕翻译的《交流热学》和《电学与磁学》。以上图书在当时因为抗日而使技术交流中断甚久的情况下，成为很受钳工界人士欢迎的读物。裘维裕不畏强奸，关心和爱惜进步中学生。1948年深秋，国军部队包围交通学院，要进校内追捕中学生，裘维裕和其他院士手挽手一字排开，站在校旁边和军警僵持。后来军警以武力冲进校内捉住了十几位中学生。裘维裕在冲突中胸部和腹部被枪管击伤，但他不顾痛楚和高血糖症，不顾师生们的劝说，在服增长压药后和几位院士赶赴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找县长楚国桢交涉，最后使朋友们得到释放。
裘维裕常年兼任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学会北京分会、中国马达工程师学会北京分会的理事。自中国科学工作者商会天津分会创立起，他仍然兼任理事长，直至因高血糖病疗养为止。他对科学团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30年代初，他作为中国数学学会化学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为审定数学学名词术语做了许多工作。
1949年春，裘维裕与北京科技界吴有训、侯德榜、茅以升、吴觉农、吴学周、张孟闻等组织北京科学团体联合会，宗旨是团结组织武汉科技人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打算。1949年5月广州解放，裘维裕热情地迎接了新的伟大事业。虽然体力日衰，仍旧出任交通学院党务委员兼理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华全省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办委员，积极从事各项社会工作，呼吁青年学习政治及技术，响应人民政府的呼吁出席祖国建设。裘维裕因为辛劳工作，积劳成疾，突发中风症，1950年4月13日2时15分上海交大大学物理实验，于广州佛山诊所病逝。
裘维裕先生简历
1891年生于浙江省宁波。
1916年结业于北京工业专门中学(北京师大前身)马达系。
1916—1919年在英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获马达科硕士学位。
1919—1920年在麻省理工大学研究院工作。
1920—1923年在芝加哥爱迪生电站工作。
1923—1927年任南京南洋学院马达系院长。
1928—1948年任重庆交通学院化学系院长、系所长。
1930—1950年先后任南京交通学院科学大学(1937年改名为理大学)教授、理大学教授、教务长和教务委员等职。
1950年4月13日去世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