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 1927 年索尔维会议。图片来源：摄影 / 着色：Sanna
如果你能读懂这句话（指英文原文），那么你就可以和科学家交谈。虽然谈话可能与她的研究细节无关，但至少你们有共同的语言。如今，自然科学领域（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学）的交流绝大多数都是用英语进行的；无论是在出版物、会议、电子邮件还是通过 Skype 进行的协作中，如果您有机会参观吉隆坡、蒙特维多或海法的科研机构大楼，您会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可以说，今天的科学是英语化的（）。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科学只讲一种语言：每个人都说英语，其他语言几乎被排除在外。一个世纪前，绝大多数西方科学工作者至少懂一些英语，但他们也用法语和德语进行读、写和说，有时还用其他“小语言”，如方兴未艾的俄语或意大利语，但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现代科学曾经以多语言为特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只说一种语言不是更有效率吗？为了合成苯衍生物，要浪费多少时间去学习读写三种语言！如果每个人都说同一种语言，那么因翻译而产生的障碍就会更少——例如，如果多种语言的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就会出现关于谁先发现它的争论——而且教学的浪费也会更少。根据这种观点，今天的科学之所以进步如此之快，是因为我们关注的是“科学本身”，而不是语言等表面技能。
如果说话者是说英语长大的，这个论点会更有效，但当今活跃在第一线的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母语不是英语。考虑到他们学习一门语言所花费的时间，征服英语并不一定比多语言科学更有效——这只是另一种低效率。语言学习和翻译仍在大规模进行，而且不仅仅是在英国、澳大利亚或美国。沟通的障碍减少了，但还远谈不上顺畅和精确。
今天的科学家仍然完全被英语包围，科学研究的快速变化缩短了学科的记忆。科学总是这样吗？不，以前不是这样的，但只有非常老的科学家才能记得以前是什么样子。科学家或人文主义者普遍认为，西方科学起源于希腊语，呈现出拉丁语取代希腊语、法语取代拉丁语、德语取代法语、英语取代德语的过程。将科学史理解为不同单一语言的连续优势链，表面上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从来都不是正确的。
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西方科学有两种基本的语言系统：多语言共存和单语主义。后者是最近出现的现象，起源于 20 年代，直到 70 年代才击败了长期建立的多语言共存体系。今天的科学确实讲英语，但在多语言系统中成长的第一代人今天仍然活着。为了了解这一重要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回顾一下。
在十五世纪的西欧，自然哲学和博物学——十九世纪称为“科学”的两个领域——从根本上说是多语言企业。尽管中世纪盛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语言是拉丁语，但这一理论确实是正确的。
拉丁语的特殊地位并不与多语言共存体系相矛盾；相反，它证实了这个系统。正如任何可靠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或中世纪晚期经院学者所知道的那样，经拉丁语验证的自然哲学可以追溯到罗马的鼎盛时期。 （西塞罗和塞内卡都在这一领域写了重要的著作）。但这群人文学者和经院学者也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从古典时代到罗马末期，学术语言是希腊化的（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有一段东西方文明的时期）。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而产生的文化大融合在历史上被称为“希腊化时期”，它不同于古希腊语——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用阿拉伯语而不是任何古典语言写成的自然哲学经典著作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对西方学术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何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知道学习是一项多语言的事业。
生活中也是如此。除了少数父母特别奇怪的怪人（正如蒙田声称的那样）之外，没有人将拉丁语视为第一语言，而且很少口头使用拉丁语。拉丁语用于书面学术，但每个使用者——例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将其与其他语言混合在一起，例如用于与仆人、家庭成员和捐助者交流的语言。不同的。拉丁语是一种工具语言，用于连接不同的语言社区，被认为大致是中性的。相反，它强调了阶级差异，因为学习它需要专门的教育贝语网校，但它很容易跨越宗教和政治分歧：新教徒也经常说拉丁语（而且通常比天主教徒更上流），到了 18 世纪，它甚至被引入东正教俄罗斯并成为其新成立的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学术语言。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拉丁语不是任何民族的母语，欧洲和阿拉伯各地的学者都可以平等地使用它，而且这种语言并不“专属”任何人。由于这些原因，拉丁语成为探索普遍性的合适工具。但对话的参与者也讲多种语言，因此只需选择一种适合观众的语言即可。瑞典人在给国际化学家写信时使用拉丁语；在与采矿工程师交流时，他们倾向于使用瑞典语。
这个体系在17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期间开始崩溃，崩溃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伽利略于1610年在其用拉丁文写成的著作《星空信使》中宣布发现了木星的卫星，但他后来的主要著作都是用意大利语完成的。他会相应地转换语言，以寻求更多本地观众的赞助和支持。牛顿的《数学原理》是用拉丁文写的，但他 1704 年的《光学》是用英文写的（拉丁文译本于 1706 年出版）。
《星际信使》意大利语翻译
在欧洲，学者们开始讲多种语言的大杂烩，拉丁语和法语翻译的蓬勃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交流。到18世纪末，化学、物理、生理学和植物学方面的论文越来越多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撰写，但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和其他语言的著作也占有一席之地。直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年，拉丁语仍然受到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青睐。 （至少在1810年代，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的学术笔记本使用了与凯撒大帝相同的语言。）可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文艺复兴时期相似。多语言大杂烩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
效率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好事，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改变了长期建立的多语言共存体系。许多语言被认为是无用的，如果你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它们上以便了解自然哲学的最新发展，你就不会做任何研究。 1850年左右，科学语言的范围开始缩小到英语、法语和德语，学术产出大致呈现三足鼎立的趋势（尽管比例也会根据学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9世纪末，化学的主要语言是德语）。
伴随着工业化的兴起，现代民族主义席卷了欧洲。在欧洲大陆，由诗人和知识分子培育甚至精心编纂的母语成为19世纪现代性的载体。这群语言卫士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将粗俗的口语言语转化为高雅文学和自然科学的需要。这个故事众所周知：现代匈牙利语、捷克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波兰语和许多其他语言的文学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发展起来。然而，对科学效率的尊重在某种意义上压制了这座新生的巴别塔，只有俄语成功突破并成为科学出版的重要（如果不是那么突出）语言之一。 “小语种”的拥护者经常抱怨这种排斥，而英语、德语和法语这三种主要语言的使用者则抱怨他们必须再学习两种语言（指英语、德语和法语中的任意两种语言）。法语）。
毫无疑问，掌握三种语言是一种负担。一些人认为科学培训应该是单语的，特别强调拉丁语的普遍性和广泛接受的中立性。他们呼吁世界语（），但也提出了合理的论据，你可以看到今天使用相同的论据来支持英语。甚至还有一小群社会名人认可世界语，例如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威廉·奥斯特瓦尔德（ ）和丹麦语言学家奥托·耶斯贝尔森（Otto），但他们很快就被斥为乌托邦梦想家，尽管他们的热情后来被贬低。演变成更极端的人工语言计划。显然，大多数人认为科学是一个多语言的事业，否则它不可能存在。
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奥斯特瓦尔德是世界语的支持者之一
显然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世界语支持者梦想的世界，但自然科学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它是一些强大民族国家的母语，因此远非中立。科学的多语言共存体系怎么了？它崩溃了。更准确地说，是被毁掉了。 1914 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同盟国（原则上是德国和奥匈帝国）与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爆发。第一个“受伤”的是善意的国际主义理想（ ）。德国科学家与其他科学家一起赞扬德国的战争目标，而法国和英国科学家则站在一边。
战后，在盟军胜利的支持下成立了国际研究委员会（现为国际科学委员会）——它接纳了美国，但排除了后来卷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俄罗斯。 ——并发起了对盟军科学家的抵制。许多20世纪20年代新成立的国际科研机构对来自战败国的德语科学家关闭了大门。这一排除点燃了一根长导火索，导致德语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渐失去顶级科学语言的地位。在欧洲的一些地方，三语制已经变成了双语制。德国人通过恢复对母语的忠诚来应对这一困境。多语言制的崩溃从这里开始，但最终敲响丧钟的是美国人。
1917年4月物理学家英语，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随之而来的仇德情绪让德国成为罪人。爱荷华州、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州取消了德国人的地位。截至当时，它是美国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这是吸收大量中欧移民的结果）。停战后，对德语的禁令变得更加流行。到 1923 年，一半的州已经限制在公共场所、电报、电话连接和儿童教育中使用德语。
同年，最高法院在决定性的迈耶诉内布拉斯加州案中废除了这些法规，但损害已经是既成事实。外语教育几乎完全被摧毁，法语和西班牙语也受到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和未来的科学家都是在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外语的环境中长大的。 20年代中期，当德国和奥地利物理学家发表量子力学新成果时，美国物理学家是唯一能阅读德文论文的人，因为他们仍然要跨越大西洋到魏玛德国进行研究。如果您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您必须学过德语。
出国的方向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大规模解雇了“非雅利安人”和左倾教授，德国科学遭受严重打击。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幸移民的犹太科学家面临着许多挑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的前助手科尼利厄斯·兰佐斯（ ）在用英语出版作品时遇到了困难，既因为他的主题，也因为“臭名昭著的糟糕语言”。 ‘对不起’，即使他“提交的文字经过朋友们的充分润色”也无法改变这个结果。甚至爱因斯坦本人也依赖翻译和合作者。
与此同时，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来到了芝加哥并逐渐适应了英语，而马克斯·玻恩则定居在爱丁堡并拾起了他小时候感兴趣的东西。学了英语。许多像这样的名人都谈到了他们与新语言作斗争的经历。正如今天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自传中所强调的那样，第一篇英文论文的发表奠定了他在日本之外的研究成果。而风的评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要太兴奋——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希特勒就取消了大多数外国学生的签证。限制德国留学意味着进一步扼杀德语。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科学灭亡的最后一击。
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抵达芝加哥后也适应了英语
二战结束后，上述过程的主导因素开始偏向人口和地缘政治。 19世纪大英帝国的扩张对于多种语言的共存仍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但20世纪美帝国出生和涌现的科学家并不需要掌握多种外语。战后迅速成长的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美国新的科学竞争对手。在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世界上大约25%的科学出版物是用俄语写的，使俄语成为世界上第二流行的科学语言，紧随英语之后，英语占60%。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倾向于用英语交流，俄语出版物的数量再次开始下降。
美国人无法——或者拒绝——学习俄语来从事科学工作，更不用说其他外语了。此外，美国的科研体系跨大西洋输出到其他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导致科学英语化加剧。来自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学者加入这一新的单一语言体系的意愿也发挥了作用。荷兰人、北欧人和伊比利亚人也较少用法语或德语发表文章，转而使用英语，希望被排名靠前的同行引用。矛盾的是，以英语以外的任何语言出版都被视为表达一种民族主义特殊主义：非法语母语人士不会以法语出版，德语也是如此。
随着冷战愈演愈烈，用俄语出版也被解读为明确的政治声明。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几代科学家继续学习英语，但科学史上这种不寻常的发展通常不被视为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英文占全球自然科学出版物的 80% 以上，如今已增长至 99% 左右。
所以呢？相信效率或许有一定道理，而今天的单语科学在交流上也非常方便——近代科学的明显成功似乎就是用这种思路来解释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成本。 1869年，门捷列夫几乎失去了元素周期表发现者的地位，因为他用俄语而不是德语出版了元素周期表；如今，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学术领域，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发表文章，并且在非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学术几乎肯定会被忽视。
法国数学家常常以用法语写作而自豪，他们高度的形式主义有助于英语学者跟上证明的思想。在更具实验性、无方程的科学中，这种奢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试想一下，有多少有前途的学生因为学不好英语——而不是多元代数而结束了他们的学术生涯？随着全球教科书行业越来越英语化，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甚至高中也开始出现类似的问题：市场根本不接受捷克语或斯瓦希里语的微生物学教科书。单语科学也有其成本。
这种模式一旦建立起来，似乎只会变得越来越稳定。在当前形势前所未有的情况下，推测科学语言的未来是危险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单一语言的科学交流物理学家英语，更不用说一个军事和经济强国的母语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并成为其默认设置的情况。
话虽如此，有两件事是肯定的。首先，维持如此大规模的单一语言系统需要耗费大量精力，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非英语国家的语言培训和翻译。其次，即使明天所有英语国家立即消失，英语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科学语言。毕竟惯性是很难消除的。科学家之间通过积累先前的知识而形成的锚定效应（心理学术语）。当人们对一个事件进行定量估计时，他们会使用某些值作为起始值，这就像一个锚点来限制估计值。总之，人们在做决策时会不自觉地过分强调最初获得的信息（翻译和注释），同时支持以前的多语言共存系统和今天的单语言系统。
问问你周围的科学家就知道了。她一定理解你。
本文作者D是普林斯顿大学现当代史教授，也是该校人文学者联谊会负责人。他是《有组织的事物：迪米特里·门捷列夫和元素周期表的影子》的作者）
（译者：琳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