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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智敏
采访整理者按
杨玉良，高分子物理家。1952年生于四川省海盐县，1965年考入北京格致学校，1968年作为知青回乡务农，1969年兼任赤脚大夫，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入清华学院物理系高分子专业学习，1977年结业并留校工作。
1984年，在清华学院材料科学系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高分子科学博士。1986—1988年，留学日本马职高分子研究所，从事固体NMR和高分子科学研究。
1988年回到清华学院工作，1993年晋升院士，现任清华学院材料科学研究所副主任、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院长、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组长、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所长。1999年任清华学院副院长。
2003年连任为中国科大学教授。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科长、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处长。2009—2014年任清华学院院长。
在采访中，杨玉良教授主要述说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同时，作为老清华人，杨玉良教授述说了印象中的清华学院，以及兼任副主任、校常年间为清华学院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并对她们这一代人作了历史定位。
杨玉良教授2019年8月22日余智敏摄
●受访人：杨玉良
●访谈整理者：余智敏
●访谈时间：2019年8月22日
●访谈地点：清华学院物理楼
01
粮食短缺的年代
余智敏（以下简称余）：杨教授，您亲历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件大事，捉住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机遇，同时作为老浙大人，您也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清华学院的发展历程。我很想请您说说您的人生经历和思索。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
好的。我于1952年生于广东省海盐县的一个叫澉浦的小镇，下中农出身，家里很穷。家里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
1958年吃大饭堂的时侯，我早已六岁了。所谓的吃大饭堂，就是居民把家上面所有的粮食和大部份的生活用品都交给生产中队，生产分局办一个饭堂，你们统一在饭堂喝水，也不用收钱。
曾经你们都把粮食省着吃，说是“忙时干，闲时稀”，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还要用芥菜、蚕豆还有南瓜作为补充。
并且你们放开腹部吃，我印象中最多只吃了两三个月，交起来的粮食就都吃光了，之后就是严重的乳品短缺。
我爸爸在北京纺织厂里当工人，虽然父母生活已然很困难，但每位月还是会寄一斤巧克力回去。这个巧克力上面有一定的面条成份，其余的恐怕都是草的粉，再加点儿甜蜜素，吃上去很硬。
我上幼儿园的时侯，念书前父母总会在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两片薄饼，从我家到派出所的幼儿园，小儿子走路大约要十分钟，路途中我的巧克力就被偷掉了，小儿子们都饿。
五年困难时期，外县的人到我们公社来办展览。我们镇上有个文庙，城隍庙里头是空的，大士的铜像也都没有了，但这栋房屋还在，于是就作为我们生产中队举行活动的场所。
这个展览的主题就是告诉你们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草加上哪些东西要如何弄就可以食用，主要是普及这些“知识”。
但凡可以吃的“食品”就做了展品，展览结束后，下午把门关上，第二天打开门一看，所有的展品全都没有了。有人白天翻墙进去偷食了所有的展品。快七岁的时侯，我就来到了北京上学。
02
在北京上学
余：您为什么去北京读书？
杨：我爸爸是北京纺织厂里的机修工。那时户籍制度刚才构建，没有管制得很严，母亲、母亲和我都在北京。两年困难时期要动员返乡，我父亲带着我回了乡，后来按新政父母可以留一个孙辈在身边，这样我就从故乡再回到了北京读中学，我父亲和我弟弟、妹妹都还在农村。
余：五年困难时期，北京的粮食情况怎样样？
杨：北京比其它地方好一点，但同样是粮食严重欠缺。不少老家的人到北京，投亲靠友。我家14平方米的房屋，起码住了10个人，地上全都睡满了。
我和爸爸两个户籍，没有多少定量的分币，到最后爸爸没办法，就在家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你们可以来住，但若果大家有分币的话，最好把分币带来。
余：您老爸是哪些样的薪资水平？
杨：我爸爸是技术工人，薪水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月大约是八九十块钱。
而且我妈妈、姐姐还有弟弟在农村，还有我的父亲母亲，一大伙子人都是要靠我妈妈养活。
母亲每位月薪水发出来后，留出我们在北京要用的钱外，其余的都要寄到老家去。这样出来，一个月里我们有好多天缺钱。
儿子厂里专门设有“互助基金”，这个是工人们自己组织上去的。“互助基金”就是工人们薪水发出来后，交几块钱到“互助基金”，假如到年底有谁钱不够用，就可以从“互助基金”里借，等到下个月发薪水的时侯，上个月借的钱就直接被扣掉。虽然我妈妈薪水还可以，但我记得总归是半个月了，我爸爸就要到“互助基金”去还钱。
余：那您就在北京读了高中？
杨：对，我在家附近的榆林中路第二小学读书，它是一所十分普通的私立高中。上课的话，每晚只有半天课，剩下的半天，老师把中学生分成一个个小组，大约五六个人一组，这个叫“家庭学习小组”。你们住的地方都离得不远，五六个人中谁家稍为宽阔一点，你们就到他家去，之后弄些凳子，用块板在地上铺一铺就在他家里做作业或则备考，当然也就玩一玩。
余：您在中学的学习情况是如何的？
杨：我在中学是不太搭腔的，绰号就叫“小男孩”，成绩大约也就中上水平，到了十年级，我的成绩就十分好了。
到十年级，要考中学，不同的学校都可以考，格致学校离我家并不是很远——从福建路湖北路出发，顺着山东路仍然走到接近人民广场的地方，就是北京市格致学校。
还有其它的一些学校，例如光明学校也在我家附近，在拉萨路，是一所挺好的小学。光明学校主要是以工科见长，而格致学校以物理见长，所以我就选择考格致学校。
03
知青回乡，当赤脚大夫
杨：进了格致学校后，一年级上完，“文革”开始了，中学开始罢课。那时出身成份好的人自然而然就是红卫兵，我加入的红卫兵组织属于广州的“保皇派”，后来我就没出席任何其它的了。
“文革”开始后，我爸爸在厂里也挨斗，说他是技术权威，他似乎是修纺织机的，完全自学成才。当时《人民晚报》、上海《解放晚报》经常会发套红的社论，母亲怕我出去出席这种运动，就让我每晚在家里把社论抄一遍。
余：那种时侯复课成功了吗？
杨：没有，罢课后还不到三年，我就下乡去了。下乡前我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参军。参军要求体重最低得有90斤，但我只有89斤，体重不合格，我就只能下乡。
还有就是，1968届分配的时侯，经济状况很差，广州市不可能提供任何工作位置，这届中学生100%下农村，这叫“一片红”。母亲不放心我去其它地方，这么我就回老家去做农户了。
余：您下农村的生活是怎么的？
杨：刚下农村的时侯，通常正常的一个女性劳动力，根据“大寨式评分”，可以评到10个工分，但我只能评到6分，由于我下乡时的臂展是1米46—1米48左右，他人看我长得瘦弱，也没有真正干过劳作。
等到我后来离开农村时，我的工分才达到9分。那时收入很低，我爸爸每月在北京有薪水，总归是寄点钱回去，日子还算能过得下去。
当了一年多的农户之后，生产中队的人就叫我当赤脚大夫。我到外县培训了俩星期，得到了一本红皮书《赤脚大夫指南》，回去就做了赤脚大夫。
当赤脚大夫比单就当农户好一点，它相当于半农半医。秋收时，我们除了要下地干活，还要去各个生产小队给居民看病。
我们生产派出所有七个生产小队，我每位队都要跑，下午等到你们出工了，我就先到一个生产小队去帮忙看病、配药，弄好之后，背上药箱，骑上单车，再到另一个生产小队去。
我骑单车的水平很高，背着药箱，哪怕是很窄的牛棚的柴扉，只要车把手能过，能够穿过去；山坳上我也能骑，哪怕是遇见一个田里放水的豁口，骑的时候车把手一拎也就过去了。那时侯我能耐很大，早已18岁了。
余：您才18岁，您去给他人看病，他人信得过吗？
杨：那时农户也没有其它地方可以看病，并且找我们看病不用付钱。我们生产派出所有将近900号人，每人一年上交一块钱，合上去的近900块钱就是合作医疗站一年的经费。
付掉配给的抗生素、链霉素、土霉素和磺胺类的药丸费用，900块钱里的一部份还要花在买吃药和推拿须要用到的东西、一些内科放疗须要用到的纱布之类的医疗用具，还有生理盐水这种东西上。
一些药须要我们到山起来采，每次大约要花两天时间。麦收或麦收结束后，劳作也不是很忙，每位生产小队的卫生员会被叫来一起去上山采药。
我们每位生产小队有一个卫生员，总共有7个卫生员，都是由我来管理。药采回去之后，第二天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例如说要把中药煮熟、切短等等，存上去备用。
余：您之前没有学过医学方面的知识？
杨：我去外县培训了两个星期，但是平常也一定是要看书的。
苏州离我老家不算太远，哪里有个杭州卫生中学（职高），刚好我妈妈认识一个人，他早已在卫生中学上完学，通过他，我领到了一套她们念书时的教材，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这一套教材里有生理、病理、药理和临床等分册。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看书就用一个煤油灯，灯里面闪着像花生一样大小的一粒火。
“文革”中也找不到其它书可以看，只有马列专著、毛泽东专著。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的辨证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普及书籍——《大众哲学》，一本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我还看了列宁的《哲学笔记》，马克思的《数学原稿》等等，也不一定能读懂，一本书就翻来覆去地看。
我们医疗站主要是负责治疗一些常见病、配中草药、进行推拿和做一些大型放疗，有点像战地诊所，没有放疗器械，我们就自己做。
消毒就是弄个茶桶，把医疗用品放在上面煮。假如有稍大一点的放疗，双人帐子往楼顶上一挂，上面就开始动手术，做放疗用的帐子也置于锅上面蒸过。
我在当时的赤脚大夫们中的水平算是很高的，我也救过不少人。
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快要上学院的时侯，生产中队里有人手臂被手扶拖拉机曝露的三角传动带夹断了一截，我们把它清除，剪齐残骨，之后缝线，这个得把皮拉上去缝好，否则手掌上面会出问题，也只有这些情况，我们会给他打抗生素，由于一年就二三十瓶抗生素，用上去十分慎重。
余：您据说过打鸡血运动吗，它最先从北京盛行，很快传播到了四川。
杨：对。打鸡血那时侯十分风行，而且主要就是发生在镇上的卫生所，我们镇上也有，但是很有意思。
虽然我们那时很年青，但我们不相信这个，但是我们有一定的医学知识。那时侯还有人养红茶菌，吃洋虫，洋虫用大枣养殖。
打鸡血都是在镇上卫生所，我亲眼看见过好些人都抱着个鸡在卫生所旁边排队。打鸡血的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40岁以上的人。
04
工农兵学员，结业留校
余：您是如何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
杨：毛泽东有个指示，就是说学院还是要办的，中学生就从工农兵当中选拔下来。
我是被我们生产中队（红旗中队）推荐的。成为工农兵学员是要考试的，我的上一年，我们派出所主任的妻子被推荐上了，考前还是我去补习他功课的，但他基础太差，没考成功。
等到第二年再推荐的时侯，我群众关系比较好，就把我给推荐上了。
原本我也可以自主选择进一个医科中学，因是广东人，我一开始是被投档到四川医科学院，但那时知青下乡早已形成问题，有一个新政，北京知青的话尽可能召回北京，所以我转入了清华学院。
班级里的人从全省各地过来，年纪大的有40岁，年龄小的才17岁。
余：您一开始上课有困难吗？
杨：来清华学习，我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水平。
中学编了一本书，把学校的数理化知识浓缩在里头，薄薄的一本，大约200页。老师给我们大约补了三个月后就开始步入学院课程。
学习任务很重，我学得十分认真，有这么几个月，我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终于才能跟得上课程进度。我们没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没有。
工农兵上学院跟其他人上学院不一样，有一句话叫“上、管、改”，工农兵除了要“上学院”，还要“管理学院”“改造学院”。
老师看见中学生是很担心的。每周六有一个“评教评学”的活动，“评学”倒是没哪些，“评教”就是中学生给老师提意见，说老师教得不好、学生听不懂之类。我是农户出身，家里的教育观念也比较传统。
我从小就养成一个意识，要特别尊重老师。我在“评教评学”会上从来没有发表过批判老师的言论。
有一件事情我还记得。有一门课叫化学物理，，这门课是物理的基本理论课中最难的。我自学的数学物理的教材，是通过母亲的一个同学借到的，这本教材由“文革”前北京学院的陈懿编撰。
教我们物化的邓景发老师上课用的是他自己编的课件，课件里的内容基础理论趋缓，而指出联系实际，提到鞋厂里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也有益处，并且作为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还是有问题。
有一次上课的时侯，我就向邓老师提意见，说他的课件不好。那时他还很年青，算是中学的骨干班主任，为这个事，邓老师一开始对我还有点意见，不太高兴。
邓老师有一个科研项目，叫“电解银催化的乙醇变甲醛”，老师要到厂里把项目产业化，我记得是到上海溶剂厂。
我们整个班级都去了，你们都住宿舍，一个教室有四五个人，而我有一个特殊待遇，我可以一个人住一个屋子，但是不像其他同事在鞋厂里的大冲凉房里泡澡，我洗脚是跟邓老师一起。
为何呢？刚才产业化时，老师让中学生每晚到各个设备起来检测数据，热量衡算是一个严格的化工过程估算。邓老师晓得只有我会算那些数据，于是我就有一个教室请示：须要单独一个屋子。
我昨晚要估算完所有的数据，之后再交给邓老师。那时我们的关系就挺好了。后来邓老师升了教授。
国家自然基金委组建后，我们常常要一起去评自然基金项目，邓老师身体不好，会打电话给我，我总是和他坐同一班客机去广州。后来他因心肌梗死逝世，这对清华是一个重大损失。
余：您结业分配去了那里？
杨：1976年后，学院里院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1977年结业分配，我是班里学习最好的，系里的老院长提出来让我留在清华。
我不仅和邓景发老师在上海溶剂厂做项目外，还参与了物理系高分子教研组的另外一个项目，做一种工程塑胶——聚苯醚砜。
这些工程塑胶耐低温，电烙铁可以烫，可做线路板，更重要的是，它份量轻，硬度高，还可做军队用的塑胶卡宾枪。热固性醚砜是日本人先发明下来的，国外当时还没有。
“开门办学”是工农兵学员上学院的一个教学内容，我们到北京天山塑胶厂待了一个月，在那里我负责一个4人小组，主攻热固性醚砜的合成。
根据美国的专利和文献，要用氢氧化钾来成盐，才有可能合成高分子量的热固性醚砜。
通常觉得钾的活性比较大，而钠的活性太小，所以聚合不了，我做了特别仔细的理论研究和物理推论，发觉不一定要用钾，用氢氧化钠或碳酸钠照样可以聚合得到高分子量的热固性醚砜。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解决了系里班主任们多年未解决的问题，系里的老师包括当时的党总乡长都认为我似乎很厉害。
从北京天山塑胶厂“开门办学”回来后，很快就结业分配，我就留在了清华。
05
中国第一个高分子科学博士
杨：1977年之后，整个社会对工农兵学员是不接受的，她们觉得我们没有好好地上过课，不算真正的学院结业生。
工农兵学员一方面声誉很差，另一方面收入也低。原先学院结业的人一个月的薪水是60块钱，我们的薪水一个月是45块钱。
假如到人事处去查档案，都会发觉工农兵学员结业后未报考研究生的，档案里学历一栏填的是“大普”，不是“大学”，但是我们那时还没有学位制度。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中学里有“两兵学员回炉”的措施，就是留校的工农兵学员，由各系老班主任负责补习，之后去考试，考试通过即可被授予学院学历。总共要考12门课，我考了4门后就舍弃了。
物理最先考试，我拿了满分，是整个物理系的第一名。第二门是无机物理，我又考了系里第一名，第二名比我少了将近20分。
无机物理的试卷是系里老师谢广平院士出的，他在无机物理方面功底很高，谢广平院士还问到考第一名的人是谁，是不是无机专业的，结果他发觉是高分子专业的。
多年后，我们成了旧识。第三门是热学，我考得并不非常出众，但还是过了。我试过考第五门课，剖析物理。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门学科，例如说，某个酸碱滴定实验用哪些指示剂，指示剂的转变点在哪些pH值等等，这种都须要自己死记硬背。结果我考了59分，没有通过。
我也算是留校班主任，就去找评阅试题的老师，看能不能在试题里多找出一分，再多一分我就可以通过这门考试。
改试题的老师正好是夫妇俩，都是留苏回去的，对工农兵学员肯定也有意见，就说不行。
我也很吵架，忽然发觉自己也很傻，研究生入学考试只要考4门课，而“两兵学员回炉”这个要考12门，于是我决定第二年去考研究生，说实话，并不是由于我有哪些远大理想而要去考研究生，纯粹是由于这样的矫饰思索的碰巧结果。
硕士结业后，我们高分子专业的老院长于同隐，劝我继续留出来念博士。
我早已不想继续在清华读，想考江苏学院，做唐敖庆或则他的弟子江元生的博士生，唐敖庆当时雄踞中国理论物理领域的第一把宝座，现已去世多年了。
后来，我导师于同隐院长跟我说，“算了，你就别考这边了……”，于是我就考了清华的博士。那时侯早已有中学生出国读博了。
我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高分子链静态和动态行为的图形理论》，后来还获得了中国物理会首届青年物理家奖，但当时不能提早答辩。那时侯刚恢复学位制度，我们研究生院也刚才创立，我早已是班主任，也有小孩了。
有一次在工会饭堂喝水，遇到研究生院的女教授，她告诉我近来教育部出来了文件，可以提早结业，我赶快打算好论文，通过了答辩，顺利结业。
博士论文完成后，正好有新中学生进校，须要补习员，中学要求研究生的补习员最好具有博士学位，于是就让我当研究生的补习员，这个时侯我才想上去可以出国去做博士后。
五年后，我就出国去做博士后研究。
余：当时高分子专业在国外是哪些样的？
杨：当时全省有高分子专业的地方甚少。
真正比较完整的搞高分子的主要就5个地方，上海学院、复旦学院、中山学院、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还有一个是中科院沈阳应用物理研究所，这5个单位算是全省高分子专业中发展最好的。
虽然是国外最好的，跟美国相比还是差别巨大，不仅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搞高分子化学问题研究以外，其它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高分子物理领域，同时稍为进军一点高分子力学行为的领域，基本没有真正做高分子化学的，基本上都不懂高分子化学的相关理论。那时从事高分子科学的人员基本是学物理出身。
于同隐院长也是有机合成物理出身，搞高分子合成物理。
当时，于同隐院长意识到高分子化学的重要性，鉴于我的数理基础稍好，他给我安排了任务，去做高分子化学，但是研究方向是高分子化学的理论，我也仍然做到了现今。
回到十几年前，清华的高分子化学还是国外最好的教学和研究单位之一。如今，全省的高分子科学发展很快，清华的高分子化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在国外保持一流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余：您后来去了那个国家留学？
杨：于同隐让我去日本做博士后。我是中国第一个高分子博士，但英国这边的学校对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根本不了解，也不太接受，给的薪水就很低。
这件事上报到中学，那时谢希德当院长，谢院长说这不行，日本那儿如何把我们的博士看得如此低？我自己呢，就联系了英国这边。
日本马职高分子研究所的主任说基于我在国际上发表过9篇文章高分子物理实验体会，她们接受我的申请，只要确定好时间我就可以过去。
决定去美国后，就须要把印度的推掉，刚好日本这边的院长访问我们中学，我导师就让我待在家里。
日本院长走后，于先生跟我说哪个院长说想见见我，于先生就跟他说我出了事故，搬去诊所喽。我老师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很厚道的一个人，在做人和带中学生等方面带给了我巨大的影响。
余：那种时侯出国也要通过语言考试吧？
杨：对，我考的是EPT。
余：到了美国马普，您学得就更为先进了？
杨：对，这很有意思，我一辈子换过好多研究方向。我是工农兵学员的时侯，做的是高分子合成，像热固性醚砜的合成。
学院结业留校期间我做的是耐低温高分子的合成，当时核工业上要用到的一个耐低温的材料叫聚噻吩喹噁啉（PPQ），它是核热工上要用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材料。
到了硕士，我是做光散射，研究材料受了挠度后形成的银纹和裂痕的光散射，再反过来研究材料结构性能，光散射就比较偏化学了。
到了博士，我做的是数论，研究物理里的数论在高分子构型和粘弹性分子理论方面的应用，这个就十分侧重理论了。
在美国做博士后的时侯，美国老师是做固体核磁共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表征与性能。做核磁共振要用到量子热学的知识，原先学物理的人是根本不学量子热学的高分子物理实验体会，但我自己学过，这对我来说并不非常困难。
尽管之前没有接触过核磁共振，但我很快进入了这个领域。
日本的院士看我上手很快，也作出了一些重要成果，特别惊奇。他十分高兴，跟我说我可以不用亲自做实验，他派两个博士生给我，让她们做实验，我负责指导即可。
我在马普所小有名气，我做博士后，又做个小老总，我每晚中午到所里，像开门会诊一样跟中学生聊聊工作安排，讨论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弄完之后我吃个中午就回去看书了。
余：相比于国外，当时日本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是如何的？
杨：当时中国和俄罗斯的生活差别是天地之差，科研条件更是天差地别，她们一个大院士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比清华学院一年的科研经费还多。
归国以后我就碰到了麻烦，当时中国还很穷，买不起核磁共振仪器，我不得不又改到做液晶。后因国家须要，又从事BOPP、PPR、PE100和碳纤维等的基础研究和开发。
我总之从物理到化学，理论到实验，从实验到材料，仍然到先进材料，各类都做过，研究面很宽。好在我有比较好的数理基础，也有比较强的自学能力，对任何一个新领域我都不怕，切换领域，乃至转行也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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