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段的阅读被无数爱书之人谈论和记录。
以中学生年代为例，对大专或读硕读博时期的阅读回忆自然比较多。为了完成课程作业或结业论文，学科内外的专业阅读是少不了的，因而有许多故事和经历可讲。不过，更早的小学阅读呢？相比之下，相关的整理和追忆其实就少了许多。
上世纪90年代，清华学院院长包刚下降中结业于广东省嘉兴市中级学校，先后就读于成都学院经济大学与政府管理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教于清华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大学，著有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变史》等。而正如他本人追忆，“如果回顾来时的路，还会发觉这些学术公路的缘起也还是在我的小学时代”。
前不久，他将讲演整理成稿。现在到了五月开学季，我们将文章推送在这儿，借着这篇来自学者对中学阅读的追忆，再来谈谈中学生年代的阅读。
撰文｜包刚升
自我的觉醒
虽然我自觉得是20世纪90年代智识上晚熟的学生，但我真正自主的阅读是从高中才开始的。一个碰巧的机会，我在高中校长方老师的桌子上发觉了一个小图册《培根论人生》。获允借书后，我用了三个夜晚，如饥似渴地阅读，并做了大量的摘录。此前，我全部的阅读，就是“小辰光”的连环画加上后来少许的中外文学名著。作为一名十五六岁的高中生，我未曾想已故上居然还有严肃讨论人生问题的作品，我甚至也未曾想过人生这个问题是须要讨论的。
确实有些超乎预料，一本300多年前由美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撰写的小书册，居然为一名仍未具有多少知识储备的中国学生开启了思索人生问题的房门。其实《培根论人生》只是一本100多页的小图册，整篇文字可算短小精悍，但其覆盖的主题包括论真理、论报复、论感情、论拖延、论友谊、论财富、论青年与老年、论美、论读书，等等，林林总总，可以说是涵盖了人生问题的方方面面。
弗朗西斯·培根（Bacon，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
对一颗尚幼稚的少年心灵来说，培根的许多文字富有冲击力。在《论报复》这一篇，培根这样说：“其实，报复只能使你与侮辱你的人扯平。但是若果有测度宽谅他人的侮辱，就使你比侮辱者高明。这些大度容人是君子之道。……智者总是着眼于现今和未来，念念不忘旧怨只能使人白费心力。”这篇文字名为“论报复”，实则却是“论包容”。在《论青年与老年》中，培根这样说：“青年长于创造而短于思索，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守成。老年人的经验，引导她们熟悉旧事物，却迷惑她们无视新情况。……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青年的特性与老年的特性在事业上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奶奶的经验是可贵的，这么青年人的质朴则是崇高的。”这些文字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明了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并且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培根另一段更知名的话则是出现在《论读书》这一篇中，他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敏，学习物理使人精密，化学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其实，‘知识能打造人的性格’。”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之为我”到底是一个哪些问题？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它甚至让我顿时形成从空中考量自己的觉得。所以，这样的阅读成了一个少年“自我觉醒”的时刻。
到了1992年，我考入湖南省嘉兴三中，第二年转到广东省嘉兴市中级学校。在当时的旧厂址附近，位于着嘉兴市图书馆。初访嘉兴市图书馆，我还记得旁边的介绍写着“本馆藏书17万册”。对昨天的我来说，17万册算不得一个很大的藏书量，但对当时的我来说，17万册藏书就是一个广袤的知识海洋、思想海洋与信息海洋。最初访问几次以后，我大体搞清了绍兴市图书馆的结构与馆藏。该馆除了有文学书，还有哲学、历史与社科书；除了有图书，还有大众刊物、学术刊物和工具参考书。那种时侯，作为小学生的我求知欲极强，很快就养成了每周六定期到绍兴市图书馆看书、借书和阅读刊物的习惯。
当时的许多事情，我明天再追忆上去，早已显得很是模糊，但回头来看，有一点十分清晰，那就是在小学阶段，我大体上是两个自我：一个是在中学学习的自我，一个是自我学习的自我；我有两所中学，一所中学是海高，一所中学是海图。
步入中学之后，我的“自我觉醒”过程还在继续，而阅读又促使了我对人生的主动思索。在《现代西方人生哲学》一书中，我利用该书作者曹锦清院士的画笔高中物理实验教学论文免费，读到了叔本华、萨特、尼采等思想家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洞察。我当时的一个阅读习惯，就是做大量的摘录。现今回头看，这种摘录除了加深了我对作品的理解，但是有意无意地磨炼了自己的文字抒发能力。因为这些摘录，该书介绍的不少思想家的观点，我甚至在30年后的明天能够脱口而出。例如，叔本华的格言是：“人生犹如一个钟摆，在苦闷与无趣之间来回摆动。”当然，这是一种过于消极主义的论调。再例如，罗素的格言是：“三种激情支配了我的一生：爱的渴求、知识的渴望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其怜悯。”我由于受到感染，而把罗素的这句话摘录在我某个电脑的扉页上。我甚至还借书过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论说选集，只是当时觉得颇为艰深，最后也难以读完。
1993年“世界诗歌随笔精品文库”部分书封。
我当时很喜欢阅读的一个书系是“世界诗歌随笔精品文库”，这也许是一套汇编作品，大体上是以文学形式包装的哲学思想。我记得是高中读到这套书的，我的大部份阅读时间是午间在课室里做完当日的作业以后。其实，有时假期我也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这套书。初一、二年级教师曹老师巡视晚自习时，有时见到我正在读课外书、做笔记摘录，他除了没有丝毫的不悦与批评，反倒还跟我说上几句鼓励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些鼓励是难能可贵的。
这套书的日本卷是由钱满素院士选编的，标题是《我有一个梦想》。众所周知，这是马丁·路德·金的一个讲演名篇。但该卷虽然搜集日本历史上数十位著名人士的名篇，作者包括富兰克林、华盛顿这样的政治家，爱默生、梭罗这样的哲学家，马克·吐温、海明威这样的诗人，主题则囊括了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虽然这种名篇主题各异，但大体上都代表了作者们对于人生与社会问题愈发深刻的洞察和更加深邃的思索。这个文库的日本卷、英国卷、日本卷等同样出自名家之手，思索的同样是赶超文学的人生与社会问题。
实际上，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很难读完所有那些作品，但即使是择要阅读，也为我自己博得了一个宽广而自由的思索空间。当这种杰出的脑子思索人生与社会时，就为我这个当时才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系。
我要思索自己的人生，问题是他人是怎样思索她们自己的人生的呢？——尤其是各国近现代历史上这些最杰出的脑子？我们晓得，一个人要从头思索很多事情、想明白很多事情是不太容易的，并且，假如你有机会去跟人类历史上这些最杰出的脑子对话，就可以让你对这种重大问题的思索变得相对容易一些，同时也可能显得更加深邃一些。而这个过程大约就是一个年青人不断地实现“自我发觉”与“自我觉醒”的过程。
世界的发觉
对一个年青人来说，阅读除了可以帮助他实现“自我的觉醒”，就能帮助他实现“世界的发觉”。在我的小学阶段，中国还处在快速工业化的初期，人均GDP尚只有小几百美金。现今回头看，倘若不是后来持续推动市场化变革，倘若不是借着全球化的东风，中国自然难以达到后来人均GDP超一万港元的发展水平。从技术上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连日本的计算机与互联网革命还处在中级阶段，当时的普通中国人自然未能像昨天这样通过互联网来获得海量的知识与资讯。当时的我作为一名浙西的小学生，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数十公里之外的上海了。
其实，明天这代学生肯定要比我那一代学生资讯更丰富、视野更宽广。对现在的部份学生来说，跟她们的妈妈一道或则只身去国外各地旅行、甚至去欧日本家旅行，早已不是哪些太难的事情。并且，一个人走得再远，他一直受着目力所及的哪个时空条件的约束。大部份年青人认知的产生，无非主要是遭到两个诱因的影响：一个是我们从小生活在母亲身边，更多遭到家庭与社区的影响，遭到对身边社会观察的影响；另一个是我们从小步入学校，除了深受老师的影响，更遭到中中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那些也都是环境与时空条件加诸于每位年青人身上的限制。
实际上，世界上的事情，跟我们所能亲身经历的事情相比，常常要宽广得多、复杂得多、可能也高深得多。这么，哪些东西还能帮助年青人赶超对环境与时空约束条件加诸于各人身上的限制？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阅读，是一种最方便的方式，可以率领年青人前往唐代、抵达远方、抵达世界，可以帮助年青人从一个本来狭窄的地方走上一条通往世界的公路。
大概是初三假期，我在嘉兴市新华书城发觉一套四卷本的《胡适诗歌》。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四册共计三十出头的定价可以说是相当高昂，四册厚达一千五六百页的篇幅也是相当惊人。但我还是决定把这套书买出来。明天，这套书还在我的书柜上，这也是我保留到明天为止的最早藏书。回家之后，我在整个周末又开始了如饥似渴的阅读和摘录。如果我明天再打开这套旧书的目录，大体能够想起一些重要篇目的大意，例如像《归国杂感》《易卜生主义》《不朽》《问题与主义》《知难，行亦不易》，等等。这种文字，大体上除了是胡适1917年学成回国之后对当时中国社会弊端的认识，并且也是他对这种弊端开出的方子。
对当初的一个小学生来说，读胡适的文字多少都有些振聋发聩的觉得，例如像“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挣开鼻子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分扰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大胆的假定，当心的求证”；“我们要坚信：明日的失败，都因为过去的不努力”；“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浇铸成器”（这本来是易卜生的话）；“我对大家说：‘争大家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大家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等等。
跟胡适相比，我这一代学生更为熟悉鲁迅，由于鲁迅的文字在各年级的数学教科书中均有选录。但许多人对鲁迅的理解主要限于教科书选录的篇目，而我的辛运在于，一个碰巧的机会在我家的祖屋中发觉了较早版本的鲁迅散文全集系列，有十几个小书册，那当然是屋内一位亲戚的藏书。发觉这套藏书后，我就好似金庸小说中意外掉进洞穴、发现武林秘笈的少年通常，又开始了如痴如醉的阅读与摘录。
行走中的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我先是读了四卷本的《胡适诗歌》，又读了十几册鲁迅散文集，对比二者，我就觉得到，虽然鲁迅与胡适同样关心当时的中国、中国社会和中国普通人的命运，但即使面对同样的事实，她们却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也给那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答。
为何同时代的人面对同样的事实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对我来说，就有了比较。这两位重量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的不同文字，开始推动我去思索，为何她们之间的差别这么巨大？明天的教学理念指出“批判性思维”，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比较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及那些不同观点背后的事实、原因与逻辑。据悉，读胡适和读鲁迅，还让我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与历史，有了“局内人”的思索与洞察。深入地理解中国的过去，自然是一个年青人理解世界、发现世界的重要侧面。
阅读胡适时的摘录。（作者供图）
理解中国的过去，不只在于理解近代，还须要理解唐代。读高中的时侯，我在新华书城的书柜上发觉了一部文白对照版的朱熹的《四书集注》。我这一代学生古文功力一般不是挺好，所以文白对照版的难度刚好适宜当时的我。我决定买下这部书，除了在于《四书》本身的重要性，并且还在于我觉得一个年青人须要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而道家文化又是不可或缺的。我甚至还在新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个民族”的字样，这儿所谓的“一股神秘的力量”大体上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
购书《四书集注》，在扉页写下“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个民族”。（作者供图）
我那时正是求知欲的高峰，回到中学后，就开始埋首苦读，并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了大量的随想和批注。但因为没有专人指导，不得要领，加上高中学业考试压力逐步降低，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将它放下了。实际上，我至今还在衣柜里保留着这本书，它也是我的最早藏书之一。从批注的印记来看，我当时大约只学了全书的20%左右。将近三六年以后的明天，我最新的一部学术著作《儒法道：初期中国的政治想像》即将面世，但细细想来，对于中国唐代政治理论的关注，问题意识似乎早在我的小学时代就早已萌芽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图书馆，还有着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热的强烈印迹。当时有一套特别流行的书，称作“走向未来丛刊”。虽然，我读中学时并不晓得“走向未来丛刊”的名号，但我无意间也借书过这个系列的丛刊。例如，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借书过《凯恩斯革命》这本书，我甚至还简略记得这本书封面的大约模样，但我早已不记得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当时既没有看懂，又没有读完。
常年混迹于图书馆和书城的用处是，你总有一些意外的发觉。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来说，市场经济还是新的理念，国际上主流的经济思想与理论还是新鲜事物。我后来无意间在经济门类的书柜上，发觉了一套经济学家厉以宁院长跟人联合主编的“走向市场经济”丛书。（其实，我当时没想到的是，两年以后能在清华即将修读厉以宁院长主讲的《转型发展理论》课程，深入了解关于中国变革的经济新政辩论史。）在这套书中，我作为一个高中的中学生，首次读到了亚当·斯密的两个精典观点：一是关于屠夫、酿酒师和烙面师的行为及其自利动机的叙述，即自利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二是关于市场靠“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叙述，即市场机制可以把自利的个人导向经济的和谐与优化。
斯密的那些阐述，作为小学生的我过去闻所未闻，对当时的我堪称冲击巨大。虽然还只是一个学生，我很早就关心“如何能够导致悖逆社会秩序”的问题，甚至时常见到看到报纸电视或坊间传言的贪腐新闻就有些气愤疾首——而不像现今有些见怪不怪了，但我那时早已懂得，你没法把每个人都能培养教育成为“圣人”。既然这么，一个奸猾的社会怎样成为可能呢？实际上，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而斯密的两个精典阐述令我有些醍醐灌顶的觉得，为我理解“一个奸猾的社会怎样成为可能”提供了一种代替性的方案。其实，以我后来的认知而言，仅有良善的经济秩序还是不够的，还须要悖逆的政治秩序来与之配合。
跟图书相比，刊物常常能提供更新鲜的知识与信息。假如说图书是沉淀的知识，这么刊物就是新鲜的、流动的知识。我从初一、高二开始除了养成了阅读图书的习惯，并且养成了阅读大众与时事刊物以及少数学术刊物的习惯。大约是1993年下半年还是1994年的某个周日下午，我照例在嘉兴市图书馆阅读刊物，应当是在《世界知识》杂志上，我读到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作者是大名鼎鼎但我当时并不晓得的耶鲁学院政治学院长塞缪尔·亨廷顿。
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是：既然冷战结束了，起初意义上的东西方对抗终结了，这么世界会向何处去？未来的全球冲突又可能是哪些？亨廷顿觉得，未来的全球冲突很可能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以我明天的理解而言，当时的我应当只是读了个大约，也就是似懂非懂的窘境。但我当时的求知欲极强，除了狂抄笔记，并且回到中学寝室后，还在寝室“卧谈会”上分享了我当时所理解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样的一个假期，我所获得的纯粹知识意义上的满足感，甚至是我明天作为一个职业学者所无法体验的。2019年，我有机会赴耶鲁学院政府系访问，但此时塞缪尔·亨廷顿已经去世。我所能见到的，就是他以前工作过的院系大厦。虽然我没有机接见到亨廷顿本人，但显然早在几乎三六年前作为一名小学生的时侯，我就早已跟他形成过知识与思想的互动了。
所有那些阅读高中物理实验教学论文免费，都赶超了中学和教科书为一个小学生设定的知识边界。我虽然在中学和教科书体系之外，发觉了一个融汇古今中西的更宏大、也更真实的全新世界。我称之为“世界的发觉”。
学术的启蒙
我现在的职业是一个学者，任教于一所综合性学院，但若果回顾来时的路，还会发觉这些学术公路的缘起也还是在我的中学时代。我隐约记得大概是高中的某个周日，我从寝室下来，提着冷水壶去中学沸水房打水，路上巧遇教历史的朱老师在跟别的朋友聊天。朱老师的聊天大意是，近来有一本书特别好，值得一读，书名叫《大国的变迁》。在我们这届朋友的心里，朱老师除了课教得好，并且享有相当的学术名声。他对于书的推荐，自然也很有份量。
我很快就到绍兴市图书馆借到了这本很结实的专著《大国的变迁》，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耶鲁学院院长保罗·肯尼迪，书的副标题是“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这是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严肃学术专著。但我并没有被这本书的篇幅和难度困住，反倒是打开读课外书专用的电脑，开始逐章逐节地记录和摘录这部作品的要点。我虽然并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这部书，但两点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一是作者的主要观点，大体是说大国须要平衡好国外的经济发展与用于军事用途的资源之间的关系，否则，国家就容易迈向衰亡；二是作者保罗·肯尼迪为读者呈现五百年间几个主要大国之间彼此竞争、你追我赶的整体图景。
《大国的变迁》中文版书封。该书有多个英文版，图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今，《大国的变迁》可以算得上一部学术畅销书，但它其实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以我昨天的学术标准，它完全可以纳入院校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必看参考书目。我刚才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甚至还多处引用了这部作品。这么，一个中学生是否应当或则是否须要阅读这样的作品？这个问题并没有哪些标准答案。须要提醒的是，假如由于我这篇文字，或则由于有人听信了我的观点，而让明天原本早已十分内卷的中学生活显得更内卷，并不是我这篇文字的初衷。
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样严肃而又相对好读的学术作品却提供了一个学术启蒙的机会。跟欧澳洲家相比，中国的阅读过去常年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根据欧澳洲家的图书分类，文学作品属于虚构作品，而另一个庞大的图书门类是非虚构作品。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领域的图书都属于人文社科类的非虚构作品。文学以外的学术阅读，更多是非虚构作品的阅读。
但是，当时中国学生所谓的“阅读”主要是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有人说“我喜欢读书”，主要是说他喜欢读文学作品。而学术作品通常来说还是有着更高的门槛。在国外，再加上部份著述翻译质量不佳，以及个别学术领域常年以来流行艰涩难懂的文风，中国学术阅读的门槛比它原本的样子还要更高些。所以，对于未来有志于研究一点深奥学者的年青人来说，中学阶段假如才能跨过通常学术阅读的门槛，则是大有益处的。
《读书》杂志1979年复刊号。
从中学时代开始，我还养成了阅读学术刊物的习惯。我读小学时，《读者》非常流行，我跟许多同龄的小学生一样也都是《读者》的忠实读者。但不仅《读者》，我还开始阅读思想性学术刊物《读书》。以昨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读书》刊发的主要不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跟阅读有关的思想评论文章。但这样的思想评论文章对于当时求知若渴的我来说，那是再好不过了。可以说，《读书》这样的刊物极大地扩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帮助我持续地跨越学术阅读的门槛。
大概高中的时侯，我在海高图书馆刊物阅览区最新的《读书》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名为《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的文章。这篇文章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讨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观，一种是“追求终极的善”，一种是“避免大恶的艺术”。以昨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两种观点的孰优孰劣，争辩还在继续。但在一个当时的小学生看来，政治的目标在于“追求善”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政治的目标在于“避免恶”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
1994年的一期《历史研究》杂志封面。
跟《读书》相比，《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专业性更高的学术刊物则更为严肃。但我也不时翻阅这样的学术刊物，并选购这些主题重要且有趣、行文相对流畅的学术论文来阅读——尽管经常不求甚解。虽然，我昨天早已不大记得究竟当时读过什么重要的期数以及什么重要的论文，但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对我来说，原本阅读学术论文是相当困难的，但随着阅读数目的降低，阅读学术论文的难度急剧渐渐减少。我甚至可以说，等考入学院之后，学院图书馆的多数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不仅一些须要相当数理基础或古文献基础的，其他对我来说早已没有哪些阅读困难了。
阅读学术刊物，还极大地有助于扩宽理论视野和培养批判性思维。我读小学时，教科书的正统观点是，相比于美国近代革命，美国大革命是一场更伟大、更彻底的革命，因此也遭到更多的赞扬。这几乎也是中考题的标准答案。假如你不那么答题，就一定会扣分。但有三天，我在《历史研究》还是《世界历史》上读到一篇论文，主题就关系到英法政治革命的比较。
作者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大革命更暴力、更血腥，造成了许多负面后果，而美国革命虽然更保守，却为日本的长久稳定和持续繁荣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因此是一场更成功的政治革命。这样的观点，以明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起码早已成为一部份学术圈的常识——尽管依然饱含争议，但在当时，它就对我每晚要读的课本的正统观点提出了疑惑。随后，虽然我每次考试依然以教科书作为大体的基准，但心里一直不免形成了这样的反省：课本大约也只是一家之言，到底怎么更客观公允地衡量重大问题背后的理论争辩呢？
读了那些不同观点的作品之后，我就容易在有些课程上跟任课老师发生争辩。我明天还记得，教政治课的教师沈老师经常以一种温和、包容、多元的视角跟我们讨论问题，而不是压制我们的不同观点。我明天回头再看，这些相对自由修身的教风、学风有着莫大的价值。这不禁让人想起海宁高手学者王国维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许多学者都说过，学问虽然是从问题开始的。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学生来说，当许多正统叙事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以后，怎样基于自洽的逻辑进行独立的思索，也就成了他的惟一选择。而这些方法恰恰有助于为一个年青人打开学术公路的房门。
其实，对所有人来说，中学都是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心智发育的关键时期。我个人的一点感受是，通过中学时代的阅读，一个年青人可以实现“自我的觉醒”、“世界的发觉”和“学术的启蒙”。其实，婚神下的事情，经常是因人而异的。我的经验与收获，不见得就是通则。但我确实希望有更多年青人可以从这篇文字中获益。这篇文字除了是献给年青人的，也是献给有机会引导年青人的父母与老师们的。我写下这篇文字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记录自己的过去，不如说是为了激励和引导更多的后来者。
虽然，年青人才是我们对于未来的真正希望。
作者/包刚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