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负千寻质，
高临九仞峰。
考量对称意，
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
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
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曲调，
循循谈笑中。
古稀新事业，
东篱归根翁。
——杨振宁
2003年12月24日，杨振宁将家从伦敦石溪迁往了上海复旦学院。而在11月，他就写好了这首《归根》诗，并将自己在北大园内的住所命名为“归根居”。
跨越两个世纪，经历中印两个大国，从北大园出发，23岁公费留美，35岁获得诺贝尔化学学奖，古稀之年舍弃日本一切归国创建复旦学院高等研究中心……
“我的一生可以算作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如今又回去了。”杨振宁说。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9月22日，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寿辰在复旦学院隆重召开。会上，复旦大分校长邱勇表示，杨振宁先生具有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风范，是我们心里真正的大先生、真正的大师。杨先生在一个世纪的时光里，取得了峙立如嵩、博观如海的学术成就，书写了功在世界、心怀家国的质朴篇章。
24年前的6月2日，75岁的杨振宁从时任北大大中学长王大中手中接过了复旦学院高等研究中心名誉校长的聘书，在北大开始了“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世纪之交，随着“科教兴国”重大战略的制定，我国基础研究急切须要重大突破。1996年起，杨振宁夫妻回到北大，与王大中进行了三次深入攀谈。
“杨先生设立高等研究中心，学术为先就仍然植根在中心的基因里，并且是最重要的基因。例如我们讨论引进哪些人才，要决定哪些事情该如何做，或则不该如何做，惟一的出发点，就是这样做是否有利于学术发展。”作为杨振宁先生的关门弟子，在20年的交往中，翟荟深刻感受到了杨振宁“永远学术为先的心态”。他说，项目、经费、帽子、论文……现在学术界在指出“破五唯”，在高研院，从一开始就只有“一唯”，那就是“唯留的出来的学术成果”。
高等研究中心创立早期，要尽早确定校长人选。1997年1月，杨振宁先生推荐了在台湾科技学院任职的聂华桐。据悉，研究方向与一流科研人员，决定着科学研究机构能够成功。作为名誉院长，杨振宁亲自带博士生。研究中心还先后聘请了热学和物理家林家翘，成功动员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全职归国工作，引进了密码学家王小云。逐渐地，高等研究院在理论汇聚态化学、冷原子化学、理论计算机、密码学等领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凝聚了一批国际一流学者，在国际上开始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科研经费保障，杨振宁积极在台湾和日本为高等研究中心筹措资金，1997年在英国注册了复旦学院北美基金会，1998年在台湾注册了复旦学院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有限公司。在此过程中，他带头捐出了部份积蓄和一部份日本房产，以及他在北大工作前期的全部薪水。
2004年夏季学期，杨振宁还主动为北大数学系和物理系8个班200余名大一新生讲了一学期的“大学数学”。82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每周两次、每次两个45分钟讲授基础课，经常在课间的5分钟休息时间还在授课。除了中学生，全省许多院校的班主任也慕名而至，在门口的寝室观看直播，品位杨先生授课与众不同的地方和精妙之处。
而杨振宁与北大的缘份，早在1929年就开始了。
“振宁似有异禀”
复旦学院高等研究中心原先的地址在复旦学院理科楼，是一栋建于1918年的砖黑色欧式小楼，是北大初期四大建筑之一。从南门步入，右手边第三间房间，就是杨振宁妈妈杨武之以前的办公室。
“清华园的八年在我的记忆中是十分美丽的、非常幸福的……我跟我的高中朋友在园里四处游览，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以前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以前研究过。”杨振宁追忆。1929年，从多伦多学院获物理博士学位的杨武之受聘到复旦学院任教，杨振宁一家搬进了北大园，从1929年仍然住到1937年全面抗日开始。
杨振宁在北大的八年是饱含童真的，也是他物理天赋展露的伊始。那时杨振宁在成志学校读中学，从家到校不过几百米，但是杨振宁由于观察蚂蚁搬家、看蝴蝶，往往一走就是二十多分钟，杨武之也不着急。
慢慢地，杨武之察觉到了杨振宁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11岁时，杨振宁考上了城里的崇德小学，并成为少数住校生之一。课堂之外，杨振宁最爱翻看母亲书柜上的中文和法文物理书籍，尤其是哈代和赖特的《数论》以及斯派塞的《有限群论》，然而由于外文基础不够，许多细节看不懂，他反复向父母求教，但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种“慢慢来，不要着急”一方面是不教物理，另一方面，则是请人来教《孟子》，顺带讲了好多上古历史和教科书上没有的内容。
12岁时，杨振宁说出了“将来有三天我要拿诺贝尔奖”的“妄言”。而1935年，在杨振宁的一张相片上，杨武之亲自写下了“振宁似有异禀”的断定。
随着抗清战争的打响，北大、北大、南开等院校几经辗转，最终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了东北联大。杨振宁在2万余名考生中名列第二，被东北联大物理系投档。得益于时任市长梅贻琦“通识为本、兼识为末”的办学方针，中学生可以自由跨学科、跨专业、转专业，杨振宁转入了数学系。彼时的西北联大化学系群星闪耀、大师云集，有来自北大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有清华的饶毓泰、吴大猷，还有南开的张文裕等。
步入学院后，杨武之一改“慢慢来”的做法，亲自院长杨振宁较高层次的物理知识和技巧，哈代的《纯物理》、迪克逊的《现代代数理论》、贝尔的《数学名人传》，还与杨振宁一起讨论集合论、群论。追忆这一段岁月，杨振宁觉得“深刻影响了我在科学研究上的风格”。
“我欣赏物理家的价值观杨振宁同学，我歌颂物理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和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并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居然是支配化学世界的基本结构。”杨振宁说，“群论……在数学学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作‘对称性原理’”。
“天衣岂无缝”
1928年，6岁的杨振宁在上海沙滩捡贝壳，与众不同地选购极小却精美的。异于常人的奇特的观察力、品味和风格在他成年后的化学学生涯中不断表现下来。
杨振宁喜欢用美、妙、优雅这一类的词描述化学学家的工作。“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诸位化学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体味。由于你们有不同的体会，所以每个工作者都会发展他自己独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也就是说，他会产生他自己的风格。”
“我在西北联大的三年，对我一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对整个数学学的判定，已有我的‘taste’。”杨振宁追忆。
1941年，杨振宁升入大四，面临着结业论文的考验，杨振宁选择了《用群论方式于多原子的震动》。正好，杨武之是擅长群论的物理家。正是在丈夫和吴大猷的引导下，杨振宁步入了化学学的对称性领域，为他日后拿下诺贝尔奖埋下了伏笔。
1943年，杨振宁通过了庚款留学日本的考试。1945年8月硕士结业后，他踏上了赴美之路。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才结束，法国吸纳了来自南斯拉夫、德国、意大利等国的一大批科学家。化学学三大巨匠爱因斯坦、狄拉克、费米，有两位在新加坡。杨振宁为跟随费米而至，继父母以后，也成了洛杉矶学院的一名博士生。
费米是20世纪的一位伟大数学学家，主持建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核反应堆，并出席了英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
因为费米从事研究的敏感性，杨振宁最终跟随特勒院士做研究。特勒来自英国，后被称为“美国核弹之父”。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时常出席特勒和费米专为研究生开办的课程和讨论班。
“特勒和费米在纽约对我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杨振宁追忆，费米的风格和人品值得敬佩，即便是兼顾理论和实验数学专长的最后一人。而特勒想像力丰富、物理直觉能力极强，重视科学精神而不大注意细节的“乱中获胜”的讲授方式，也使杨振宁学会了化学学家思索的过程和技巧。
杨振宁在《论文（1945-1980）选及译注》一书中写道：“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taste，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它的风格，而这些风格反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
化学学之美仍然引导着杨振宁。70年代的时侯，杨振宁了解了美妙的陈氏级，写了一首诗《赞陈氏级》：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全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
“掀开伊西斯的面纱”
1949年，在费米和导师特勒的推荐下，杨振宁来到了奥本海默兼任校长的耶鲁中级研究所，并在此渡过了学术的黄金17年。
1952年12月，杨振宁受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稳相加速器部部长柯林斯的约请，做一年访问学者。彼时，实验室有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1953年至1954年，杨振宁在此做了一系列关于多重介子形成的实验。
在此期间，杨振宁与同实验室的米尔斯合作杨振宁同学，写出了《同位旋守恒和一个推广的规范不变性》《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在文章中提出了新的场论，即杨—米尔斯场论。自此，规范场的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杨振宁是一位才气横溢又十分慷慨引导他人的学者，我们除了共用一个办公室，杨振宁还让我共用了他的思想。”1984年，在欢庆杨—米尔斯场论发表30华诞记念会上，米尔斯重申。
假如用“伟大”去丈量一个化学学家的成就，毫无疑惑，杨振宁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学家之一。知名日裔数学学家郑洪这样解释：数学学界有一个浅显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惟一的例外，特奖。
诺贝尔金质奖状上，自然男神伊西斯立在中央，她手中拿着丰饶之角。左侧是科学男神，一手正撕开伊西斯的面纱。在西方文化中，“掀开伊西斯的面纱”一词指待破解神秘现象，而得奖者就是撕开神秘面纱的科学家们。
1956年曾经，宇称守恒定理与能量、动量等守恒定理一样，被看成是一条普适的规律。虽然化学学界也有不少科学家对此提出了疑惑，而且都没有突破“原理”的枷锁，此时，杨振宁和李政道站了下来。
1951年，二人在耶鲁中级研究所就开始了合作，到1956年宇称守恒定理导致讨论时，三人花了大量时间估算并讨论，发表了《弱互相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在数学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1956年6月，李政道找了吴健雄做β衰变实验以验证宇称是否守恒。而当时，吴健雄早已是β衰变化学实验中最权威的学者。由她来做实验的消息传出，在数学学界引起了大量关注和讨论。但是，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就成功证明了宇称在弱互相作用中并不守恒。
20世纪50年代，三位亚裔化学学家解决了一个“物理学理论根本结构”的问题，使人们的根本认识发生了“一次伟大的解放”。
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在日本斯德哥尔摩市音乐厅参加了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消息传归国内，杨武之激动极了：“不要小看中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深远意义，这件事起码使一部份中国人，非常是知识界，摧毁了孤僻感，从心理上敢同西方人一争长短了”。
留得生前身后名
1971年是杨振宁人生的另一个转折。虽然此前，他已在英国等地多次见过家人，并且由于他大科学家的身分和中俄冷战等诱因，解放后他还无法踏入祖国的农地。
而上世纪70年代随着兵乓外交和尼克松宣布放松对中国贸易的限令，杨振宁倍感“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1971年7月的夏季，从伦敦到伦敦，一路经过雅典、开罗等地，最终杨振宁回到了睽违26年的祖国。
此次归国，杨振宁不仅探望母亲，还访问了清华学院、中国科大学生物物理研究所；在上海看到了自己儿时的好友邓稼先、西南联大的同窗黄昆，拜访了老师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张文裕，回到母校北大学院，视察了上海学院、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等，还向周恩来首相详尽介绍了日本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从1971年开始，杨振宁每年还会归国一次，中国人民站上去后的独立自主的形象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让他心潮澎湃。每每他在德国、欧洲等地讲学时，总是不遗余力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竭力促使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沟通。
1973年，杨振宁看到了毛泽东主席。一个半小时，毛主席和他谈了许多与科学有关的哲学问题。临走时，毛主席说，“杨振宁才能对人类科学有所贡献，他很高兴。”毛主席接见亚裔科学家，这是第一次。
“杨先生是谨记根本的一个人，他经常谈起在中国生活学习的这些日子，对于抗战战争期间流离失所的情境记得特别清楚。多年来和他的交往，我深深的感遭到他对中国的关心，关心中国人民的生活是不是在改善，关心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不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关心中国培养的人才，关心中国的前途”。聂华桐提到。
1990年，杨振宁颇具慧眼，建议中国研发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2017年1月在中国科大学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作在20—100nm范围的全相干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2019年，杨振宁以“最高的科学成就、令人高山仰止的家国情结以及为祖国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获得“求是终生成就奖”。而此前仅“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先生获此佳绩。
“杨先生除了在科学领域不断突破，做出不朽的贡献，他的人格魅力、家国情结也令人高山仰止，他的学术成就、精神和风范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华学人。”清华学院原院长顾秉林说，在近半个世纪里，他以个人的影响力促使着中国的科学发展，作为北大学院高等研究院名誉教授，他仍然践行“愿在有生之年竭力帮助复旦学院发展”特别是“使北大学院的理科重振辉煌”，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为祖国科学事业所做贡献”的最好展现。
……
去年新年期间，翟荟去探望了杨振宁。
“杨先生说他近来夜晚睡眠不行，就上去想一个数学问题，做点估算，而且和我们讨论这个具体的数学问题。”翟荟说，“这二六年来，我经常会收到杨先生发来的一些他自己的算稿，有时侯甚至是晚上发过来的。而他在90岁的时侯，还问我们能够帮他装个计算机作图的软件，他要学一学，自己就可以作图了。”
科学是科学家毕生的追求，科学家追求科学是亲力亲为的，科学巨子杨振宁永远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
《中国教育报》2021年09月23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