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比利时皇家科大学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化学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阿兰·阿斯佩、美国科学家约翰·克劳泽和德国科学家安东·塞林格，以嘉奖她们为纠缠光子实验、证明违背贝尔不方程和开创性的量子信息科学所做出的贡献。
得悉诺奖再度授予量子科技领域的研究者，中国科技学院常务副院长、中科院教授潘建伟倍感特别激奋。
他说：“一方面，量子科技领域得到了肯定；另一方面，颁奖委员会在介绍得奖者的工作时，谈到了好多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我们认为，为了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国科学家也做出了杰出贡献。”
潘建伟在中国科学技术学院的办公室外与“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留影。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她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
对普通人来说，关于量子的学说都变得深奥诡谲。事实上，20世纪初构建的量子热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之一。
量子科技可以在保障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率、提升检测精度等方面突破精典技术的困局，成为信息、能源、材料和生命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的源泉，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战略力量。
刚才得奖的三位科学家，是最早举办量子化学实验研究的人。
“这三位科学家早就应当获诺奖了，2010年，她们就由于量子热学非定域性检验和促进了光量子信息的处理，得到了沃尔夫奖的肯定。”潘建伟说。
“他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是量子信息科学重要的先驱。”南京学院院长马小松是安东·塞林格的中学生，他觉得，这三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学奖实至名归。
“在量子信息领域中，量子网路的非局域性验证、量子隐态传输、远距离量子隐态传输等，都是由这三位量子信息科学先驱开创的。”马小松介绍。
让人高兴的是，在这种研究工作中，中国科学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安东·塞林格的中学生，颁奖委员会提及的安东·塞林格的研究工作，潘建伟教授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颁奖委员会提及了我导师安东·塞林格的四篇量子通讯实验文章。我是其中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量子隐态传输，两篇文章的第二作者。”潘建伟说。
同时，“颁奖委员会还提了另外三篇文章，而这三篇文章都是中国科学家独立举办的研究工作。所以，从这一点讲，我除了是加入了塞林格的研究团队，也参与了开创量子信息数学学这个领域，我倍感很辛运。”潘建伟说。
更重要的是，“在把得奖科学家的梦想弄成现实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方面的成绩让潘建伟倍感很骄傲。
塞林格成功预看到一个新领域正式诞生
提到自己的导师安东·塞林格，潘建伟的第一印象是他特别知人善任。
“刚到导师团队的时侯，我没有做实验的经历。面对这些情况，通常的导师就会比较迟疑，不会让一个搞理论的人去做实验。并且，由于我导师自己也有做理论的背景，所以他也很高兴，同意我去做实验工作。”潘建伟说。
同时，安东·塞林格也就能尊重中学生的选择，并加以适当的引导，让中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从这个角度讲，他又是一位十分好的老师。”
“塞林格老师很有远见，他成功预看到一个新领域正式诞生。”潘建伟记得很清楚，亚洲第一个关于量子信息的欧共体联合课题，就是在塞林格的主导下筹建的，“我见到他的项目申请书是1996年”。
2005年至2012年，马小松在安东·塞林格院士的指导下，举办量子化学学领域相关研究。
“量子化学学的实验漫长而又饱含不确定，每一次实验的成功都要经历无数次失败，这是一个渐渐精进的过程，须要长时间的历练。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安东·塞林格院士始终保持着对这个学科的无比热爱。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年青人的成长，常常鼓励我们，包括潘建伟教授。”马小松说。
三周前的一次学术大会上，安东·塞林格告诉马小松，他刚才从法国科大学教授职位离休，又回到了他热爱的科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倍感十分兴奋。
我国有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近些年来，我国也高度注重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突破了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总体而言，我国在量子通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量子估算方面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在量子精密检测方面发展迅速。”潘建伟说。
他表示，量子通讯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全球范围的广域量子通讯网路体系。通过光纤实现城域量子通讯网路、通过中继器实现紧邻两个城市之间的联接、通过卫星平台的中转实现遥远区域之间的联接，是广域量子通讯网路的发展路线。
我国的城域量子通讯技术已初步满足实用化要求，我国建成了国际上首列远距离光纤量子保密通讯骨干网“京沪干线”，在金融、政务、电力等领域举办远距离量子保密通讯的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在卫星量子通讯方面，我国研发并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星地量子通讯，首次实现了洲际量子通讯，充分验证了基于卫星平台实现全球化量子通讯的可行性。
量子估算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多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当前，量子估算研究早已实现“量子优越性”，即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的估算能力赶超传统超级计算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约50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
2020年，潘建伟和陆朝阳等学者研发成功76个光子的量子估算靶机“九章”，促进了全球量子估算的前沿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量子隐态传输，继微软“悬铃木”量子计算机以后，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量子估算优越性”的里程碑式突破。
但是，“我国在量子精密检测领域起步较晚，整体上相比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别，但近些年来早已迅速缩小了差别，在若干研究方向上与公开报导的国际最高水平相当。”潘建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