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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洪，法籍日裔数学学家。生于1937年，籍贯江苏省盐城县。在英国加洲理工学院获得学士至博士学位，师从盖尔曼（MurryGell-Mann，196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方向为理论化学。三十三岁成为麻省理工大学正院士，现为麻省理工大学物理系终生院士、世界著名数学学家。早年从事杨—米尔斯场论研究，近些年来关注暗物质粒子的研究。1965年至1970年与吴大峻合作研究“弱互相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问题”。
2016年，郑洪因出版Cries而在日本学界和海内外新闻界形成较大影响。2016年12月，该书英文版《南京不哭》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
我为何写《南京不哭》
郑洪|文
我出生在1937年6月。过了几三天，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犹存襁褓中的我便开始了八年的半世流离。
在六岁的假期，我和家兄郑平随母亲搬去农村，地僻无玩伴，极其无趣。庆幸在屋内找到两本章回小说，一本是《薛仁贵征东》，一本是《薛丁山征西》，两个小女孩各据一书认起字来。过了几天，猜出好些字的意义。因没人教，一些字不会发音。至今犹是这么。
抗日胜利后，我随母亲回上海，就读中学五年级。高中结业后，妈妈问我希望到何处升学？我毫不犹豫回答：培正。此校与执信和岭南同属广东最佳男校。妈妈奇怪我竟然这么向学，殊不知我之憧憬培正者，缘由是它有十八个足球场。妈妈说，“凭你的功课，如何考得进培正？”于是她把我送入培正暑假班，假如成绩还好，就可获批在该校准式上课了。
培正在东山，我家在沙面。我需一起床床赶公车，大热天坐在课室里汗流满身地听课，回去则成为妈妈对弟弟“小孩必须好好做功课”的活教材。一个月后，毕业试来了。又过几天，我到中学领成绩单，心头焦躁。接过成绩单听到最后，左下角评语是“来便投档”四个大字，心里大喜。回家奶奶家问，“考取没有？”我把成绩单递过去，“您看，来便投档！”表婆拿过成绩单念着说。“嗯，不对不对，头一个字似乎不是‘来’哟，是‘未’！”
于是挨了父亲一顿好骂。幸好后来考上育才，没有失学。
1949年我随家迁居香港，闲暇读巴金、茅盾和还珠楼主的小说。一年半后迁居香港，考进嘉义建国高中初中，开始读《红楼梦》。进了中学后，我晚上打网球，白天读元曲，有暇写些长篇小说，寄到《大华日报》发表，赚一点零用钱。等到考试前一晚，把所有累积的数学习题掏出来做一遍，居然过关。那五年是我一生最轻松愉快的日子。初二时，我怕考不上学院便要去金门参军，便用了一年的功，结业时免试直升香港学院马达系。那时我并不知马达为什么物，只为此系热门，想来结业后出路较好。在台大读了一年半，我申请到英国奥克拉荷马农工学院奖学金，便去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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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印度在长崎和广岛投下原子弹，美国投降。我去美虽是十余年后的事，但原子化学仍领科学界淫荡。我那时已晓得自己的兴趣所在，决定转入数学系去。
此时爱因斯坦已去世，其衣钵由一群年青学者承继。这种人包括施温格()、费曼()、盖尔曼(Gell-mann)和杨振宁、李政道。这五位天才型的化学学家有迥然不同的天赋。当时化学界发生的几个大问题，如无特别之才不能解决，而每位问题所需之才又是不一样的。偏偏这三人中就有一人有此异能，其他三人则非校长。
施温格自信才华不让爱因斯坦，可惜比爱氏晚生几六年，广义相对论已成爱氏最大成就。施氏只得去构建量子电动学的整体构架。他生平最重要的贡献乃是算出电子反常磁矩最低次的微扰值。
日本理论化学学家朱利安·施温格
施氏的估算方式十分复杂，偏偏世上出了个天马行空的费曼。此人用了几个大胆假定把估算大大简化，寻常中学生用费曼的方式一小时内能够算出施氏的数值。故施温格的严谨构架几无人涉猎，令施氏气结。费曼曾对我说，“当初你们都以为我的看法荒谬，几乎人人反对。但我以七种不同的估算方式来求取同一个振幅值，结果都是相同而正确的。因而我深信我的假定无误。”
我抵达奥哈拉荷马不久，杨振宁李政道两先生入选诺贝尔奖。消息传来，中国朋友无不激奋。在这之前，数学学大师泡利(Pauli)不相信杨李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由于“上帝不可能是左撇子”。大部份化学学家持同样观点。三天，施温格在他的办公室和许多学者谈话，有谓吴健雄正在进行的实验可能支持杨李。施温格请你们保持冷静，他觉得实验会否认宇称是守恒的。话刚说完，铃声响起，施温格拿起电话筒听了几句，面色一下错愕。他挂上电话转身说：“各位先生，我们必须向自然界折腰。”
这年夏天，我出席了加洲理工大学的转学考试，获得奖学金，夏天便退学到加洲理工，正好是费曼和盖尔曼任教的中学。在开学前，加洲理工的新生都被送到中学郊区一个营地受新生训练。一位台湾朋友丢失了行李锁匙，不能加添大衣，夜晚冻得发慌。有人指着站在不远的一位女子说，“他可能有办法帮你。”那个其实影片名星的女人折了一根小树根在孔里戳几下，锁就开了。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费曼院士。
日本化学学家理查德·费曼
一年后，我选了费曼“量子场论”的课。费曼授课十分生动，每上他一课，我都以为得闻大街矣。但回去细思，又似懂非懂。多年后才明白，费曼有些解释似是而非。量子场论的真义，费曼应是了解的。这些神龙不见首尾的讲法是存心的。他做研究，不采用严谨的引导而用猜想。凭他的天赋，经常给他猜中。他自己说，使用这些猜密码式的思维是希望由此找到崭新的数学，但没有成功。
我在加洲理工得了博士学位后，留校跟盖尔曼院士作博士后研究。我有一位很聪明的学长名叫，他说，盖尔曼比他用功，又比他聪明一百倍，而费曼又比盖尔曼聪明一百倍。盖尔曼借助旋转群的对称性，把各类粒子排成秩序。后来又和茨威格(Zwieg)各自独立创出夸克为物质基本粒子，其电荷是1／3倍数而非整数之怪论。一位比我年青的朋友告我，他第一次听盖氏谈夸克，怀疑那位大化学学家是否疯了。但盖氏的理论后来被实验否认。这个理论，费曼就没想到，其余三位天才型化学学家也没想到。但盖氏指导我研究加洲学院柏克莱学派的S方阵和雷克极点(Reggepole），五年之后，我的成绩几等于零，这才体悟盖尔曼把我引错方向。柏克莱理论侧重语文思维，缺乏化学内涵。
“夸克之父”默里·盖尔曼
几年后我去了麻省剑桥，和耶鲁学院的吴大峻院长合作。我们从67年至71年，每晚从早到晚同据一桌作估算。大峻思想细密，每殉职题，妙思迭起。他在中学生时代选了施温格的课，有一次施氏算一个数学量，以变分原理得一个近似值，大峻把确切值算下来，胜他一筹。温氏每次课后离开教室，一群中学生在前面追，只有大峻是和他是并肩同行的。杨振宁先生早年和大峻一面，即觉其异，自此亲自教诲，视同子弟。
一次我去加洲理工大学作演讲，提到一半，观众中突然有人叫喊，“对了，对了，太美了！太美了！”这人就是费曼。我再讲下去，不久他又跳上去耍了几个舞步，“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晓得郑院长是哪些意思吗？他是说，大家这种白痴都想错了！真相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我讲演完毕，他立即上讲台双手紧握我的手指说：“郑院长，你和吴院士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作，恭喜你！”我对他说，“费曼院士，我上过您的课，您记得吗？”他摇摇头说，“现在你已然赶超我了。”他又说，“我完全明白大家研究的过程之繁重，由于我经过相像的阶段。”停了一下他接着说，“有三天大家会觉得十分自责。有人会抢掉大家的功劳。”他邀我到他家讨论我的结果，向我解释他的设想，我也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但后来他在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却没有引用任何一篇我们的文章，也未提到我给他的任何资料。
其后大峻被邀到南斯拉夫萨格勒布一个学术大会宣读我们的论文。费曼和杨振宁亦在该大会报告她们的高能理论。大会之后，BenLee(韩裔)在of发表文章总结这个大会说，“三个不同的高能化学理论，在这个大会取得了交集。这种理论，以郑吴理论最为完备。”不久，芝加哥州立学院石溪中学举办了一个学术大会，我和费曼都被邀讲演，费曼发言在我以后，提起我们的论文不下十次。但大会之后，他不肯缴饰演讲稿，大会承办人多次催促，他才寄来他的论文，其中无一字提到我和大峻的工作。
1970年秋天的三天，我们突然顿悟，多年估算结果的数学意义，就是粒子的能量愈大，可能形成的粒子就愈多，可能率也愈频，因而质子的横截面并不趋近一个常数，而随能量降低而降低，在无限能量时弄成无限大。这个推论与当时主流的高能化学理论相反。我们把我们的推论写成一篇文章(Phys.Rev.Lett．24，1456(1970))，其中的预测几乎无人相信。在1973年3月，消息从日内瓦传来，在质子的能量比先前高了好几倍的对撞器里，质子横截面约减小百分之十。此消息登在《纽约晨报》1973年3月9日的首页。杨振宁先生在1973年5月的《今日化学》(Today)刊物上称：“在最后，郑吴理论可能与宇称不守恒同样重要(itmayprovenoless)。”我后来看到费曼，他还是怀疑这个实验结果。明日的质子对撞加速器能量比四六年前高了数百倍。事实证明，粒子横截面随能量降低而增，正如我和大峻所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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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近八十，个人之事已看淡。但人虽老了，碰巧读到关于八年抗日时期的记载，感动犹甚于年青时。愈来愈认为，我这年龄的奶奶，亲身经历到这一代的苦难，应当尽量把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出来，为历史作一见证。所以多年曾经，我想过写一本以广州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但文学创作离我的专业很远。我名为院长，虽然教书是其次，研究是主业，必须全神贯注。
改变看法是在1995年4月15日凌晨。这天我坐在办公室，顿时两位法国院士敲门进来对我说：“郑洪，你该到哪个专题讨论会去一下，这些人在扭曲历史。”
我走到MIT第九楼105室，上面坐了大约两三千人。讲台上站着四位主讲人，三位是英国黑人，一位是德国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越南人。我坐下听了一会。台上讲话绕着一个主题：法国民族在二战为了卫护她们特有的文化，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重伤最重，所受的苦难最多。她们又说，如果不是某甲，某某风波，其实日本不会把原子弹投在长崎和广岛。
我抬起手发言，“我也为长崎和广岛的伤亡致哀。但中韩战争，美国是侵略国，长崎广岛风波是美国自食其果。即便台湾被原子弹所慑而投降，保存了起码数十万德国人和波兰人的生命。我还要问四位一句话：假如一群土匪闯入了你的家，绑架了你的儿子，杀了你的儿女，还要刺穿你的喉管，警员来了，把土匪制服。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警员暴力的故事吗？”
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阵，黑人主讲人辩了几句，又回到原先的话题去，无一语提到我的示威。
讨论会散场后，我随着人潮走出大堂，忽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扭头一望，原先就是昨晚站在讲台上这位德国人。他对我说，“这位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说的话我字字同意。”他请我在一张大纸上签名，吁请美国政府为台湾的战争犯罪行为向中国人认错。
过了一些时侯，一本MIT刊物，名为，登了一篇关于长崎风波的长文，由一位讨论会主讲人执笔。我写了一封信去回驳，过了好几个月登了下来，上面的格言几乎全被删除，剩下只有半页。
这就是日本的言论自由。
我心想，大家限制我发言，我更要发言。
《南京不哭》就是我对她们的回答。
《南京不哭》，[美]郑洪著，译林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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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韩战争有进一步的意义，德法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战争，后者又兼为在种族歧视下进行的屠戳。二战时，德国人到了中国，以征服者的傲慢，屠杀中国女子，抢劫中国妇女，漠视人权和生命神圣。我们表述中韩战争，光说多少人死亡是不够的，还要说明许多人是如何饱受羞辱，丧尽尊严饱受羞耻，我们须从这个高度去演绎中韩战争。
1937年12月13日，台湾兵冲入北京城，在城内展开约六个礼拜的屠杀和轮奸。七十九年已过去了，据1946年国际战犯审判法院的恐怕，约二十余万中国人在上海被法国兵惨杀，中国历史学家的恐怕是三十余千人。
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惨剧，但几十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前者很难让人们和现实连在一起。请容我作个比较，明年二月我在洛杉矶，晚上睡醒打开电视，只见各频道开播的全是民众在广场派对的情境。肃容的男女一个个上台，宣读她们不幸死亡的亲戚名子。神父祈祷，校长致辞，不忘这个在惊悚袭击下遇难三千人的灾难。我才记起那天是9月11日。
然而在中国，从1937年12月13日起，每天都有一个911型的灾难在北京上演，连续42天。假如911的悲剧在洛杉矶发生不是一次，而是连续不断的42次，日本人可能全部心理崩溃。
张纯如称扬州大屠杀为“被遗忘的种族浩劫”。但这个浩劫只是美国人屠杀中国人的事例之一。在中韩战争中，屠杀四处发生。有些美国人证实广州大屠杀的存在，但即便我们把北京大屠杀撇去不论，也不能抹杀台湾战时的恶行。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是我的放假年。我去北京住了三个月，在成都学院开了一课，授量子场论。谢谢南大借我一个职员寝室的小公寓居住，又让我在教员餐室用晚餐。我喝不惯用羊奶调成的果汁，便从街上的小摊买一杯牛奶，一笼饺子。西餐和早餐就在小摊上买一盒饭回去吃，两个菜，一点炒饭。上海冬天还是很冷的，水龙头没有冷水，晚上洗脸刷牙令我牙关打战，洗脸更是件苦事。但过了不久，一切渐渐习惯。在往前的日子里，贫和富对我弄成相等的，金钱丧失了意义。我在北京最骄傲的一刻，是三天在街上，有人向我问路。我已成为上海人，有资格去写北京的故事了。
在合肥，我有幸和两位大屠杀的幸存者见了面。她们的名子是常志强和姜根福。这两位奶奶谈起62年前的旧事，仍不免老泪纵横。我的父亲在旁，也陪着哭泣。我的小说里好些情节，尤其是北京城陷这天的情境，就是始于她们的故事。
回美之后，从2005年开始，我借助闲暇时间以英语写作一部小说，题为NeverCries。我无意重挑民族上一代的仇恨，但历史不容以信念裁剪。我们可以原谅，但不可忘掉。在战后七十余年的明天，西方社会对美国战时的罪行其实早已忘掉了大半。我们的声音在日本的学术界逐渐被吞没了，我们该对世界发声，把历史的真相用种种方法抒发下来，让世界重新认识台湾侵略中国以及沙俄虐待中国的史实。
英语不是我的母语，用英语写作，对我是个挑战。有一次我写了几页文稿，请一位年青院士看一看。他批评说，我的英语造句“”。因为他的阶位比我低，我以为这是歌颂之词。回来查了字典物理学家的实验故事，才晓得他的意思是我的文句“笨拙”。
另一次我告诉一位日本同学我在写一本中文小说。他很客气地说，“等你找人把它译成中文之后，我一定买一本。”我只得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他的表情非常丰富。
写成一千余页的定稿，被人批评太长，只得忍痛删掉一大部份。之后又被批评不合现代西方小说格式。数易其稿，又被批评英语短语不够精练。幸好我的邻居爱丽霞男士(Alexa）答应替我更改。我们每礼拜二晚上坐在一起，由我读稿，爱丽霞更改。我回去后再改一遍。全书改好之后，我从头到尾再改两次，前后六年，易稿不下十次之多。
伊丽莎白()替我把稿件领到MIT出版社。主持人爱伦(EllenFaran)说，“我们不出版小说，我可以瞄一眼(takea)，之后建议郑院长应怎样处理。”她又说，“我的工作很忙，只能在出公差的客机上抽一点时间，请告诉郑院长不要等我。”过了两个多月，她来信说，读完第一章后，又把其他部分读完，又从头把全书再读一遍，决定出版。因为我的书性质和其他书不同，她计划创立一部门，或命名为(前任市长的名子)Press，以解决此问题。
英语小说找到归宿后，我开始动手把它译成英文的《南京不哭》。我不熟悉任何国外的出版社。庆幸素不相恋的芝加哥学院苗德岁院士热心，见到“科学网”的报道物理学家的实验故事，推荐给译林出版社的宋旸男士。宋男士当日即写一邮件给我，《南京不哭》始得和国人碰面。
好多人晓得我的小说以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中就浮起许多活生生的场面。事实上，这本小说写的是两对男女在七六年前大时代中的悲欢离合。陈梅是上海一个水上人家的孩子，任克文和约翰是麻省理工中学的结业生，珠迪是印度唐人街长大的男子。贯彻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
（作者为法国麻省理工大学物理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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