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作者：陈赟（华南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院长）
与当下诸多版本的《庄子》相比，杨国荣先生《庄子内篇释义》（中华书局2021年版，以下简称《释义》）提供了一某些具一格的《庄子》解读版本，其特征是以哲学的方法让《庄子》说哲学。《庄子》采用了寓言、重言与卮言的言说形式，既内涵“诗意地说”，也包括“叙事地说”，但在这个“世界图象”（即世界通过世界观而呈现自身）的现时代，这两种言说方式都早已未能满足于人们业已理智化的心智与精神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让《庄子》说哲学就变得非常重要，“说哲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所说的是哲学，二是以哲学的方法说，二者结合就是以哲学的方法说哲学。它是在普遍性的哲学义理层面提炼并推动对《庄子》的哲学化理解，并将这些理解引入到现代哲学的智识背景中，这意味着，不是《庄子》文本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原本意思，而是它对于现时代我们的意义，构成《释义》的关切所在。以“内容”与“方式”的双重哲学化视角切入《庄子》，之所以困难与少见，乃是由于它要求从事这些活动的作者本身就是哲学家，惟有在哲学家哪里，精典文本的演绎本身才是一种哲学活动本身。本书作者是当代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有“具体形而念书”的系统性理论建构，从哲学理论高度演绎《庄子》，相对于从著述至辞章再至义理的“自下而上”进路，本身就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方法——毕竟惟有哲人才能真正理解哲学，而以哲学家身分展开的《庄子》诠释方法本身，也同时是哲学的展开形式。这一点恐怕构成了《释义》最突出的特征。
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见白鲦鱼游玩从容，因辩论是否知鱼之乐，后遂用“濠梁观鱼、濠上观鱼”等表示逍遥游乐。清·金廷标《濠梁图》资料图片
《庄子内篇释义》杨国荣著中华书局
化“诗意地说”“叙事地说”为“逻辑地说”
在《释义》看来，哲学家说哲学的方法有多种，包括“诗意地说”（以形象性的描述和意象的形式言说）、“批判地说”（注重对现实的批判性考察）、“思辨地说”（重视形上或超验的维度）、“逻辑地说”（关注方式层面的逻辑剖析）。“作为哲学家的庄子既擅于诗意地说，也擅长叙事地说，通过对人物的形象描述以抒发某种观念，并提出内在的哲学问题”，有时“诗意地说和思辨地说常常结合在一起”，这促使《庄子》的思想“既有思辨的构造，又饱含了想像和意象，两者的交错构成了其言说形式上的个性特征”。这是《释义》对《庄子》言说形式的掌握。庄子曾丧乱其言说形式为“三言”（卮言、重言、寓言），卮言是应对象之变化而急剧变化的言说形式，它防御的是融化化与教义化的言说；寓言则是以此喻彼的间接性言说形式；而重言严格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多注重角的声部交响式言说形式。《庄子》“三言”可有两种理解：一是以寓言为首，指出整个《庄子》言说的意象性质，一是以卮言为主，指出言说自身的流动性以及随言说内容而采用相应言说形式的灵活性。“诗意地说”与“叙事地说”则是现代哲学场域对《庄子》言说形式的概括。“诗意地说”强调想像力、审美与象征等方法对言说的渗透，而“叙事地说”则聚焦于讲故事的形式，来阐述哲学的义理。
无论是“诗意地说”，还是“叙事地说”，都不是立足于概念的论证性言说。而此书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开掘或重塑《庄子》的哲学性：一方面要实现一种转化，化《庄子》自身的言说形式为“逻辑地说”；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义理之逻辑重建形式展现《庄子》哲学的论辩特点。
《人间世》论“心斋”，提到“听”的三层次，即“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听之以气”，在作者这儿则被转换为掌握世界的感性化、理性化、直觉化三种形式。对于《庄子》思想中的“命”，作者提炼出两方面的涵义：从最通常意义上它表现为某种必然趋于讲儒道佛最好的书，人力难以改变；另一方面，“命”被视为适然、包含碰巧之意。而必然与适然，都与自然相合。《庄子》一再指出的“知其不可怎奈而安之若命”，被剖析为以顺乎必然为指向，同时又安于适然、合于自然。对于《庄子》哲学中的“自然”，《释义》一针见血地点出其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内在自然，即人的天性，未经文明改建的本然之性，一是外在自然，即仍未人化的本然世界，因而将对于《庄子》具有归宿意义的“逍遥”之本质概括为顺乎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即自由与自然的合一。
佛道比较与思史合一的深层视野
佛道的差异被引入对《庄子》的演绎中，两者分别被提炼为仁道原则（注重历史文化的创造与文明的延续）与自然原则（注重反文明或前文明的原始混沌或本源的统一性）。与此相应的是道家对理智的显现和《庄子》对直觉的指出。儒学指出类的延续，个体融入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创造，强调社会性与人道的价值，而《庄子》则注重生命的自然延续，展现对人间价值的赶超。道家以“事”解“物”，“事”表现为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之所“为”或人之所“作”，以“事”解“物”意味着将自然之物列入人文之“事”的过程中，即所谓自然的人化。但道教则反对人为之“事”作用于自然之“物”，不以人的活动代替作为自然对象之物，展现的是顺乎自然，不以物为事。学以成人是道家思想关注的重要内容，“学”与世间人伦价值密切相关，但《庄子》所理解的学主要是顺乎自然、合乎天性。道家所理解的德，是社会规范以及社会性的价值系统，而《庄子》之德则以合乎自然为实质内容。
不难看到，佛道辨别构成了本书的深层视野。佛道两家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两种思想形态，以此两种思想形态的深层比较来诠解《庄子》，这本身早已彰显了思史合一的视野讲儒道佛最好的书，前者凸显为即哲学以说哲学史、即哲学史以阐述哲学。以这些方法，《庄子》的个别思想与观念，可以在哲学的历史展开与不同类型方式中得以定位，因而赋于思想本身以义理上的脉络性，以彰显思与史的互动与交渗。
以哲学解哲学的平视形式
哲学文本的解构本身有多种方法，而不同的心态关联着不同的介入方法。以信仰的形式去诠解本文，意味着“仰视”，此方法其实内涵对文本的尊重，但同时也将携带教条化理解。另一种理解方法可以称为“俯视”，正式文本作为进化链条上的传统环节，古典文本的解构活动本身成为确证现代人的材料，这些理解从本质上消解了精典诠释的意义。与此不同，《释义》采用的是哲学家理解哲学文本的“平视”方式，直面哲学思想本身，正者还其为正，非者归其为非，使之各得其所，这本身就是一种辨证法的“综观”视野。
基于“平视”的切入形式，《释义》呈现了《庄子》哲学中少有人注意的层面，例如发觉了“有道”与“有德”的不同，惟有化道为德，能够成就主体的精神修养，而修养的过程就是从外在的“合乎道”，转化为内在于个体的“德”的过程。平视的另一方面则是批判与检讨。庄子并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具体个人，他在有所见的同时也就不能不有所蔽。《释义》在讨论《庄子》对“用”的理解时，肯定了《庄子》对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分辨，无用于外物者而常常有用于自身，因而《庄子》之所见在于对内在价值抒发了肯定。但是，《释义》同时告诉我们，《庄子》过于指出无用之用与内在价值，而忽视人的能力和创造性，前者均属于外在之用，这引起了《庄子》对用与无用的想法过分悲观。《释义》看到，《庄子》对文化与文明的正面价值难以给以充分关注，对人的目的性活动及其意义，欠缺适当的定位。《庄子》基于原始的统一性来齐物的思想，源自思辨的设定，而不是根植于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的普遍性。
综上所论，杨国荣先生的《释义》作为以哲学家解释哲学文本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哲学特色，它本身就是哲学的展开，这使其对文本达到更具有本质性的观看。《庄子》一方面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意味着惟有先哲能够理解哲学，另一方面又有“知音其难”的感慨：“万世以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涕泣遇之也”。作为哲学家的庄子虽然在热切期待与千年以后的哲学家对话。而《释义》一书不就是这样一种发生在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吗？
《光明晚报》（2021年08月23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