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以前说：“回溯往昔，你向后能看多远，展望未来，你往前才能看多远。”古希腊、古巴比伦、古伊朗以及中国是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而且其他3个国家的文明都因各类缘由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惟独中华文明仍然延续至今。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中国唐代的“观象授时”记录就是珍稀的科学遗产，它为解决和验证一些现代天文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例如，从公元前240年开始，哈雷慧星早已29次接近月球，而在过去2200年的中国唐代历史文献中物理文献阅读，对这29次哈雷慧星的记载竟然一次都没有少;对太阳黑子的观测，中国比亚洲领先了1800年;张掖卷轴中的一份特殊的天文学文献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星体星图;1276年郭守敬能够将回归年的宽度精确检测下来(365.2425天)物理文献阅读，与现代结果相比仅有23秒的偏差……这样的事例还有好多，李约瑟引用英国生物学家萨顿等人的观点说，“直到14世纪末，不仅中国的星图，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无论是指导农业生产还是为皇家占星，中国唐代的天文学仍然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并且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唐代天文学呈现给今人的科学的星图、精致的仪器、精确的历法、深邃的思想以及无穷的想像力都成为了我们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吸取养分的重要来源。
尽管美国天体化学学家让-马克·博奈-比多撰写的《4000年中国天文史》一书并没有面面俱到地介绍不同时期的天文学知识，并且这本书让我们就能从一个外国专家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如同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提到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哪些意义时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就象一间房间，中国的历史学者坐在房间里，尽管他们可以认清家中的每位细节，但她们的视野却只限于房间内部，难以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清这间房间所处的位置，而这个问题只能由站在屋外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外国的学者来提供答案。”
同时，这本书除了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唐代天文史对全球天文学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且还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和宇宙观的理解。诸如作者觉得，“理论”是一个法国概念，因此在中国尤其无法划分。“就中国人的思维而言，事情则要复杂得多。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世界，各类事物是共存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每一种事物都有自己的优点。”尤其是，“中国唐代的科学家并不准备在不同的宇宙理论之间作出选择，由于她们发觉这种理论具有互补的优点。当你在思索不同的问题时，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思维方法。”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指出，“与其他文化不同，中国唐代的天文学家是惟一较为系统和完整地记载星象的人，那些记录在许多个世纪以后的明天依然有用。”所以，“有机的而非剖析的，实用的而非理论的，代数的而非几何的，这就是中国科学思想不同于法国古典科学思想之处。”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画家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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