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直被认作读古书、治旧学的工具，引得诸多名家为之评介。它既具实用性，又具时代创新性，在收录范围、著录内容、类目题旨等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觉得。
一部好的书目除了须要实用性，更需创新性。清朝出现的《书目答问》[1]无疑具备这样的特性。近百年来，《书目答问》一直被认作为读古书，治旧学的工具。钱钟书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即收有此书。鲁迅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中所提到的要弄旧学，倒不如暂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的观点，也为大多数研究《书目答问》的学者所引用。从前，黎锦熙在北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讲“书目举要”这门课时即以《书目答问》为教材。诱因就在于此书目针对“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从为初学者指示读书门径的目的出发进行编写，进而使推荐书目这些方式达到了相当完整的地步。据悉，因为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它还带有特定时代下的创新性。
翻阅《书目答问》，可以显著地觉得到它在收录范围、著录内容和类目题旨等方面所烙下的明显的时代印记。它不单纯是书名的列举和记录，更不是机械地仿效过去，再加上一些新书。它根据时代的发展，按照时代的特征和须要，在前人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做出了许多创新。
从收录范围看物理文献阅读，“此书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这就是说，《书目答问》所著录之书十之三四为《四库》修纂后新出的要籍，十之七八为《四库》书的精校本。由此可看出，《书目答问》的收书重点即非常注重收录明清作品，尤其是晚清至当世的学术专著，在《国朝骈文儒佛姓名略总目》下云：“大抵征实之学，今胜过古。”《书目答问》的分类也非常注意对清人专著及其学术源流的解析,注意反映清一代的学术成就。
从著录内容看，因为此书目是推荐性的，所以“慎择约举”，防止兼收并蓄。然仍注意收录一些自然科技专著和经济专著，尤其是一些翻译作品。其实编者仍认经学为根本，觉得经学是治其他一切学问的关键，然关于人才的标准却发生了些许的变化。手艺之术日渐遭到关注，西学日渐走近人们的视野。
一自然科技专著
由该书所选书目来看，一方面它鲜明地彰显着为武举考试服务的过秦论导读之旨，对一些大胆有见地的书物理文献阅读，像崔述的《读风偶识》、《徐霞客散记》等没有收录;对于中国古典戏剧、近世小说、《东坡词》等也均未收录;另一方面，却积极提倡“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的学习心态，对于“极有益于经济之学”的天文算法类图书进行了超出当时常规的大力推荐。这种被分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三部份，分别收录了一些中外科技专著，如《几何起初》十三卷，《代训诂》十五卷，《数学启蒙》四卷等等一系列在当时具有很高科学性的书籍。并注云：“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过古。”又注：“今日算学家，习中法者，以《算学启蒙》、《九章细草图说》《九数通考》、《四元玉鉴》为要。兼习西法者，以《数理精蕴》《梅氏丛刊》、《新译物理启蒙》、《代训诂》、《新译十三卷几何起初》为要。”在兵家类还收有北京制造局新译的西洋兵书五种。这种西洋之书的收录不但显示出编者的重今思想，亦可看出当时社会文化的演进。自近代以来，东西方逐渐相处，文化学术交流也日益增多。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的书籍开始涌现。“经世致用”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
在史部地理类，不仅收录《括地志》、《元和采邑志》、《太平寰宇记》等古地志和《大清一统志》、《长江图》、《黔书》等今地志外，在“水道之属”还收录了西洋人的《新译海塘辑要》一书，广州制造局抄本，范希曾补“英国傅兰雅撰”。在“外纪之属”所收西人专著有：明南修武《坤舆图说》二卷，范希曾补为“南翼城，西班牙国人”;明艾儒略《职方外纪》五卷，范希曾补为“艾儒略，美国国人”;西洋蒋友仁译《地球图书》一卷;林则徐译，魏源重定《海首图志定本》一百卷;西洋玛吉士《新译地理复习》十卷。在《新译海道图说》下注“极有用”，说明西方新的地理学知识已被当时人所接受。
在附二《国朝骈文儒佛姓名略总目》中，列举算学家一目，并注：“五六年来，因此学者尤甚，此举其译著最显著者，梅文鼎、罗、李善兰为最”。其中“李善兰乃生存者，以天算为绝学，故录一人。”此类亦分为三部份：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列名一百二十多人，为数不少。
《书目答问》所收录的那些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时知识分子注意吸收新近学术成果的表现，是近现代学术特性的一种反映。以明天的观点看，将好多现代科学专著归于四部之内，未免有些不妥，但是对这类书的介绍也很做作，但在当时，对校风的转变却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在一部指导封建科考的书目中收录一些自然科技类专著，不能不说是一种壮举，它多少隐现着新思想的萌芽。
关于西学方面，朱维铮在文中还提及“张之洞没有忘掉他的童生们，以‘别录’为题开列了四类读物，前三类都属于揣测制艺或学习考订的入门书。第四类是中级启蒙读物，只列六种。有意思的是非常说明，‘上海新刻《三才略》最佳。不惟童蒙，凡学人皆不可不一览。’这部由广东安乡人蒋德钧所编的西学入门书，内容为天文学、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的常识，看来张之洞本人当初‘一览’，而且印象深刻。”[2]由此细节，也可看出《书目答问》对于西学的注重。
二经济专著
因为在常年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唐代没有独立的经济文献本科目录，大多数唐代目录学家对经济专著不甚注重，各类不同方式的综合性目录书中也没有筹建明晰的经济文献部类，大量经济文献被分散记载在经、史、子、集四部的个别类目中。到了近代，在西方入侵的压迫下，倒幕运动盛行，经济之道也开始遭到注重。这一点，在《书目答问》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特性上，可略见一斑。
在《书目答问》一书中，多次提及“经济”，如：在子部下云：“汉后北碑，仍依类条列之，这种若周秦诸子，及唐曾经儒学议论经济之属，宋曾经儒学考订之属，唐曾经之杂家释道教，宋曾经之小说家，多在通行诸丛刊内，此举善本。”“以上道家类经济之属”“右天文算儒家”下注：“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进者，能加研求，极有益于经济之学”;在集部“国朝不立教派古文家集”下云：“古文家多兼经济家”;其实，在唐代典籍中，“经济”一词，主要指经世济民，与《现代汉语辞典》中解释“经济”为“经济学上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有些许不同，然从《书目答问》所收录的专著看，此“经济”已带有近现代的性质。
首先，在子部道家类首条“经济之属”。在“以上道家类议论经济之属”下注云：“此类兼综事理，亦尚修辞，后世古文家，出于这种。这种多唐曾经书，故列前。”所收之书二十五种，绝大部份都是历朝的重要经济文献。如汉代陆贾《新语》一卷，汉贾谊《新书》十卷，汉桓宽《盐铁论》十卷，《考证》三卷，魏文帝《典论》一卷，晋杨泉《物理论》一卷，唐林笃行《伸蒙子》三卷，明刘基《郁离子》二卷，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二卷。这种大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精典专著，其中涉及到俸禄、货币变革、盐铁官营、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制度、人口问题、社会分工等问题。尤其是黄宗羲，他主张变革农地、赋税制度，指出“工商皆本”，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理论，把他也列为一员不能不说编者的经济学眼光之进步与奇特。
其次，在《国朝骈文儒佛姓名略总目》里，特立“经济家”一目，下云：“经济之道，何必尽由学问，然士人旨在，舍书无由，兹举其博通着力者。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故借此一家终焉。”这段话不但凸显了编者的经世致用思想，更表明了编者心目中博通着力之经济家的“最高境界”，即要于世有用。虽然，这也是明天世人对经济家、实业家的一种要求与期盼。
被纳入“经济家”姓名略里的人，大都是明朝及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顾炎武、魏禧、唐甄、陈潢、郑庆、秦蕙田、蓝鼎元、方苞、储大文、印光任、陈伦炯、陆耀、檀萃、龚景瀚、严如熤、徐松、姚莹、包世臣、俞正燮、龚自珍、施彦士、魏源。据悉又列有众多重臣，如熊赐履、林则徐、胡林翼、曾国藩等，“皆经济显著者”。在这种人当中，有些还是真正的实干家，如林则徐，他是近代第一个提出自铸钱币的人。
以上人物皆可为师，把她们推荐给正在打算武举的士子们，既有着树立榜样的作用，也寄寓了编者的苦心，他希望士子不但要读有用之书，更要做有用之事。把读书与致用结合上去。“由中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1]融会贯通，不读死书才“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
据悉，《书目答问》鉴于清朝文学的发展和大量丛刊的出现，首创“丛书类”，突破了四部分类法，在目录学史上作出了一大贡献。随后，“五分法”被实际运用在近现代许多图书馆的古籍分编工作中，如《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就采用了经、史、子、集、丛的基本类例。这一创新也是时代的产物，因前人有过好多剖析，故不再赘述。（宋萍张毅）
参考文献
[1]张之洞,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2]朱维铮、张之洞与《书目答问》二种[J].读书,199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