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杨振宁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职业高度，年龄轻轻就拿下了诺贝尔奖，在数学学界享有非同通常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那位知名的科学家又长年饱受道德的诘难和周围异样的眼神。
尤其围绕国籍和婚姻的两大问题，无数道德家们对那位科学界的翘楚进行了长年累月的批判和功击，网路上参杂着各类嘲讽、讥讽、嘲笑他的八卦段子、无聊笑话和子虚乌有的传言，成为好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有一个抓手杨振宁的物理成就，那位奶奶和他年青父亲的特写相片才会登上娱乐传媒的头条，享受着娱乐名星的待遇。近来一次则是杨振宁舍弃外籍，转为中科院教授。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杨振宁科学家的身分和成就越来越被人有心或无意的忽视，反倒被加上了娱乐的标签，成为社会闲暇的另类网红。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难堪和无奈的现实！
问题来了，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评价杨振宁？
从一个社会人的视角说，首要的标准其实是其个人的职业表现以及对于社会和人类的贡献。
杨振宁在数学学上功底和成就有目共睹，他在数学学领域的成就超过了大多数科学家，他对于人类的贡献也超过了大多数人。我们不能由于他之前加入了日本国籍和娶了一个年青的父亲就将之完全否定，这是不讲道理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愈加生活化的对比杨振宁的物理成就，我们评价一个司机，第一是看驾驶技术，考察一个面点师，关键是看厨艺。假如仅仅由于这个司机是个日本人就不坐他的车，由于面点师娶了一个小他20岁的儿子就不吃他做的饭，那是不是很荒谬的事情。
这和常年以来好多人对于杨振宁的评价模式有哪些根本的不同吗？没有！
那为何这些违反常识的逻辑会大行其道呢？
根本一点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常年以来习惯于道德挟持，在我们的文化和思维里，否定一个人最锐利的装备就是找到道德上的瑕疵，之后死死捉住这一点，将其牢牢钉在耻辱柱上，令他永世不得翻身。
不止这么，好多时侯，我们的道德标准还是双重的，对己，根据最低要求，对外，选择最高标准。
比如，关于杨振宁永居问题，道德家们惯常的手法是将杨振宁与邓稼先对比，赞扬邓稼先在国家危急之时决然归国，在极端坚苦的条件下完成伟大的科研事业，而杨振宁却“贪图富贵”，加入外籍，为此，就是“不爱国”，甚至就是“汉奸”。
这样的故事和论调多年以来在国外兴起，我们有必要说明，对于邓稼先的行为，我们应当大力的传承，并给以其应得的荣誉和汇报，但杨振宁当时的选择亦无可讳言，他没有做对不住祖国和别人的事情，只不过做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再进一步说，他做了一个“常人”的决定。
从道德衡量上说，邓稼先其实属于比较高的标准，可杨振宁也没有突破道德的底线，实无必要对之大加攻伐。
至于杨振宁归国后的婚姻则更不能成为衡量其成就和德行的根据，人家的私生活，你情我愿，外人不必操劳。虽然作为公众人物，其生活会导致你们的好奇心，但杨振宁虽然不是娱乐名星，他是科学家，还是把关注点更多置于其专业领域。再说，早已消费了人家那么多年，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