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没有给清代发展原子能科学的机会。
叶企孙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那种夏季，原子弹的威力让全世界深感惊艳。作为抵御英国侵略者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自然也对原子弹极为关注，除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想造原子弹，学术界也跃跃欲试，企图发展原子能科学。
“史迈斯报告”与蒋介石的原子弹计划
1945年8月12日，也就是广岛核爆后的72小时，英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迈斯报告”，全名为《原子能的军事用途：英国政府发展原子弹之官方报告》，这个报告的用意有二：其三，作为日本解说原子弹发展历程的官方说明，它轮廓性地诠释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制原子弹的过程，其实显摆一番也是日本人的目的；其一，提供一套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在公开场合介绍原子弹的标准说法，防止泄漏绝密。
虽然，在《史迈斯报告》报告即将发表前，当时的国民政府兵工部长俞大维就早已听到了这份文件。据知名化学学家吴大猷追忆，这一报告“是一份阐述日本原子弹发展经过、在当时仍未即将公布的机密文件，仅有一册，系日本交给我国军政部，由俞大维次长再交给我们的”。当时，关于原子弹的研发是十分绝密的，俞大维才能看见《史迈斯报告》与日本人魏德迈有关。魏德迈于1944年10月接替因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调回英国的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日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俞大维和魏德迈由于在中印联合参谋本部交往共事而成为推心置腹的同学，魏德迈除了给俞大维看了机密文件，并且直截了当地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日本学造原子弹？”
据称，“史迈斯报告”公布后不久，中文版就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批交“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请他派人译成英文。国军高层对“史迈斯报告”反应强烈：
俞大维在阅过报告后向“军政部主任”陈诚建议，中国应积极开始研发原子弹，以免再遭外国势力欺辱。“军统局书记”戴笠在一份密电中力陈：“查英国最初研究原子弹源于一、二外国化学学家，继即创立一顾问委员会，由兵工士官二人与科学家数人主持之，逐步加快。似亦可先组一顾问委员会主持其事，暂隶兵工署代办，以保绝密而专致函。”“国防部主任”白祟禧也在一份密电中建议组建“中央原子化学研究所”，积极发展原子弹。曾为“代首相”的李宗仁在一份呈给蒋介石的文件中也觉得有关原子弹“研究工作，我国尚无人主持，似应由‘中央’指派专家接洽研究”。
蒋介石在综合国军军政大员的意见以后强调，中国尽管贫穷落后，但人才荟萃、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规划一套自己的“曼哈顿计划”。很快，他委任俞大维筹组顾问委员会，展开原子弹研究计划。
要研发原子弹，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才。“有人才有弹”，这是当时的共识。1945年末，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了原子弹专家培植计划，又称“种子计划”：由“军政部”派遣青年科学家到法国学习最新的原子化学科技，学成归国再参与原子弹计划。这一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用法国返还中国的庚子赔款，作为青年科技人才赴美考察与学习的经费。
确定出国考察与学习的人选，俞大维让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从东北联合学院的助教和中学生中物色。曾昭抡负责物理方面的人选，他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酰；华罗庚负责语文方面的人选，他推荐了孙本旺和先期早已在美的徐贤修；吴大猷负责化学学方面的人选，他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1946年6月，“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悄悄创立，在经费极其贫寒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拨给美元50亿元。1946年夏天，三大科学家率中学生赴美。这除了是国军原子弹“种子计划”的起步，更是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中国师生一行到了英国才获知，因为德国将原子弹研发列为核心绝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中学生。于是，在军政部准许下，她们分别到日本各学院从事科学研究与学习。虽然这6位中国青年无法按预先计划研修原子能，但她们都在日本学有所成。例如，朱光亚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作出了巨大贡献，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功勋奖状。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于1957年获诺贝尔化学学奖。
牵头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学术机构
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国民政府雄心勃勃的原子梦，让国外学术界跃跃欲试，一时间发展原子能科学的风潮在国外盛行。
当时国外能举办原子能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有五家，分别是广州学院、清华学院、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学院。这几家学术机构纷纷向国民政府抱病，希望能得到当局的支持。
首先看上海学院：
1947年6月，上海学院院长胡适诚恳其事给国防主任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寄信，详陈清华举办原子能科学研究之计划：
我明天要向大家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要请大家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这件事。简单说来，我要提议在广州学院集中全省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数学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化学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现今中国专治此类学问的人才，尚多在美国，其总量不过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须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
……
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清华送给国家，作原子化学的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清华负全责。
我们想请两位先生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项下指拨美元五十亿元，分三年支付，作为清华数学研究所之设备费。第一年之二十五万美元，由清华指定吴大猷、吴健雄在日本负责购备，并指定钱三强、何泽慧在法国与比利时负责购备，其第二年之二十五万美元，则于明年度另指定专人负责购备。其购置细帐原子物理英语，均由清华负全责随时报告国防部初审。
我晓得此数甚巨，责任甚大，故甚盼两位先生便年报告主席，请指示判决。
再认清华学院：
1946年9月，周培源到日本出席国际应用热学会议，他是钱三强在北大时的老师，两人聚首米兰。周培源告诉他，吴有训、赵忠尧离北大去了中央学院，复旦实验化学现乏人负责，因而劝钱三强回母校服务，并说要发电报给理大学教授叶企孙，转请梅贻琦市长发邀聘函。
11月11日，叶企孙责成梅贻琦市长，提议邀聘钱三强为化学系院长。梅贻琦随即于11月21日发电报给钱三强：“清华学院任命您为化学系院长，能否于1947年3月归国。请电复。”11月25日，钱三强复电梅贻琦接受其约请。1947年2月1日钱三强致信梅贻琦，探讨自己关于“树立一原子化学研究中心”的构想：
对于教学树人，生素感兴趣，在祖国目前情况下，尤觉重要，但生甚望教学工作外，尚能树立一原子核化学研究中心，此等意见，周师亦极赞同。先生等对此等设备不知有无计划？据生在欧之经验，一小规模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设备费约需五万美元，详尽情形，如蒙垂询，当即得悉。
5月19日，复旦大中学长梅贻琦给钱三强复信，并就构建原子核化学研究之事，详尽谈了自己的见解和准备：
尊处六月一日来函所提，为供给原子核化学研究须有一小规模实验设备，校中企孙、重衡、培源诸先生均极赞同。盖原子核之研究，实明日科学上最重要之工作，而国外尚少推动。近来，中央研究院有在北京举行之计划，建筑新研所，费用颇巨，设备尚在筹划中。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故北大在筹得美元五十万（除北大基金积存月息）作补充图书设备专款时，即决以五亿元作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前日电所言之数。至于怎么支用，即希详为筹划。此种设备，在新加坡规模有甚大者，吾等初着手，又因经济不充裕，故宜先从小规模做起。
再看北平研究院：
1948年8月2日，北大学院理大学教授叶企孙应邀与北平研究院副教授李书华（字润章）接洽关于举办原子核化学合作。他在向梅贻琦汇报此事的信中写道：
“此次之谈系润章兄所约，可见彼现已看清合作之必要。推论为宜由三机关向政府合请外汇（以五年为期，每年美元九亿元）。润章兄并未约树人（上海学院化学系院长饶毓泰）兄出席，但受业表示意见，谓宜约请清华出席，倘清华对此合作计划不起劲，只由北大与北研院定一合作计划，亦无不可。吾师有便时，请再与润章兄一谈。”
1948年8月，北平研究院决议聘请钱三强为该院雷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定日薪600元。8月，北平研究院向政府上报铀矿和专门人才资料，报告中写道：“镭所钱三强先生在日本研究原子能学不久可返。”
还有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学院。中央研究院也于1946年决定，尽速责成尚在美国的几位化学学家邀聘为中研院数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钱三强于当初收到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发出的邀聘函。萨本栋的信中还提到，打算购置设备，充实化学实验条件。1948年3月7日，钱三强回国前给梅贻琦的信中，也提到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学院发展原子能的事情。
但是，历史没有给清代发展原子能科学的机会。
清代末的“原子梦”为何没能实现
诱因之一：学界的各自为政，难求合作
在清代末年，因师承关系、学术出身等缘故，中国学界的门户观念很重，大牌学者之间沿用了“文人相轻”的传统弊病，致使合作困难。据叶企孙日记载，1947年6月7日，叶企孙“偕培源、重衡（霍秉权）进城访树人（饶毓泰），谈清华、清华及北研（院）关于设备原子核化学实验之合作可能，发觉树人与慕光（严济慈）、润章（李书华）略带暌隔，三机关合作恐不易也。”
1948年8月2日，叶企孙在给梅贻琦的信中写道：“此次之谈系润章（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教授）兄所约，可见彼现已看清合作之必要。推论为宜由三机关向政府合请外汇（以五年为期，每年美元九亿元）。润章兄并未约树人（成都学院化学系院长饶毓泰）兄出席，但受业表示意见，谓宜邀请清华出席，倘清华对此合作计划不起劲，只由北大与北研院定一合作计划，亦无不可。吾师有便时原子物理英语，请再与润章兄一谈。”由此可知，清华因学者之间的芥蒂而游离于北大、北研之合作计划之外。
虽然就在1948年9月，钱三强在北大学院的一次讲演中，也公开抒发了他对中国学界之桎梏的不满：“这次，我回到祖国，见到国外科学界的情形与若干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各学院门户之见甚至各系之间的互相磨擦依旧存在。各位是未来科技界以后备军，我希望大家将来步入社会要根绝这些毛病，要打破为北大，甚至为北大化学系努力的观念，大家要努力的是为整个中国数学界！”
诱因之二：英国的干涉
1948年6月10日，钱三强归国抵重庆。因行李被扣，在等待行李的日子里，钱三强在北京、南京、苏州的活动很丰富。但是，就在钱三强频繁在西北活动的时侯，他的形迹与建议也导致了英国驻中国大领馆的警觉，并向中国方面质询。
7月19日，日本驻中国大领馆一等秘书卡尔·H·勃林格责成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有报告说，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准许在北平构建原子能研究中心。依据日本大领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是美国约里奥-居里夫妻曾经的中学生，他发觉了一种形成原子能的方式。我将非常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况。如蒙准许，你对这一风波发展为我提供的真实情况和您对任何相关进展的可能性所作出的评论，将遭到注重。”
萨本栋倍感事情重大，立刻给北大市长梅贻琦和清华市长胡适发密电：“美大领馆诫勉南方科学家拟请政府准在平成立原子能研究室，并称已定由钱三强承办，查此事果系在平设置亦不应于此时论诗宣传，因所需仪器待美方供给者尚多，随时均有冻结可能。为政不在多言，务请转告负责宣传者注意，以免事未成先遭忌而失败。”
第二天，萨本栋再度致电函梅贻琦：“昨得英国大使来函，寻问南方科学家拟请政府在北平成立原子能研究室，并云已定由钱三强承办一节，窃借此项宣传，似非其时，曾电请转促注意，兹敬将原电文附呈，至恳。”
7月29日，萨本栋第三次责成梅贻琦和胡适，且附寄了美方的原查询函复基体，并在英语信函上亲笔写了两处英文提示：“来函者对于国外原子研究已多次来院寻问到底，此为第一次之书面寻问。外此，尚有其他为外交秘密不便得悉。”这表明，一方面梅贻琦应是寄信问过萨本栋此事原由；另一方面，德国大领馆确实对此事盯得很紧，故而萨本栋极为注重，多次给梅、胡致函。
1948年8月末，钱三强前往北平后，发现各方对原定的设立计划都不再谈起，困扰不解。可以觉得，正是韩国大领馆的介入，使在北平构建一原子能研究中心的计划“遭忌”而获胜，而此事又涉及绝密使得钱三强被蒙在鼓里。
缘由之三：国民政府的窘境
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子弹研发计划夭亡的另一缘由，是国军岌岌可危的政局以及因为国共内乱庞大的军力总额。
1947年4月21日，“国防部主任”白祟禧建议筹建“中央原子化学研究所”，同时降低“国立数学科学所”的相关研究设备，要求拨给经费140余万港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100万港元，共为240余万港元。蒋介石亲笔批复白祟禧的签呈：“目前国库支应庞杂，外汇亦须节用，所请筹建原子化学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尔后，战局愈来愈不利于国军，“缓办”两字也为蒋介石的原子弹大梦谱下了休止符。
（作者系广州交通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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