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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儒释道三教关系和禅宗在中国的发展传播中国道教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尽管成立于古伊朗，却昌盛在中国。外来道教传入中国之后，即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阻碍下，在同传统思想文化的互相冲突与互相交融中，道教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产生了颇具特色的中国道教文化.外来禅宗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一直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阐扬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明代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禅宗不断得到了发展，而中国道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
2、教关系史。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化最终产生了以儒教为主、以儒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道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道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道教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大体经历了明清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屈从、迎合、调和，东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佛道共存并进、冲突交流，隋唐时期吸收融合、独立创造，以及入宋之后，内外融合、渗透合一的历史过程。宗教传播既是宗教生命力的表征，也是其救世精神的要求。明清之际，道教东传华夏，开始了它的中国化（也就是与儒佛相融合）的进程。首先来说一下政治传播，宗教对国家的政治影响是通过宗教对政治人物和政治过
3、程的影响、通过宗教组织的强悍舆论攻势和政治动员疗效来实现的。例如说宗教参政议政：南北朝时期史称“黑衣丞相”的僧侣慧琳和史称“山中丞相”的方士陶弘景都曾积极参与国事。宗教领袖与国君西和要互动实际上是互相须要和借助宗教组织本身的发展也须要政权的支持。再例如统治集团有其主导的意识形态，这是雄踞领导地位的集团、阶级的代表或政党的统治意志、原则和价值观的集中彰显。统治者的政治纲领和新政也以意识形态为思想后盾，国家政权在借助手中拥有的强制手段进行统治之外还须要在道义和意识上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制造舆论，这在南北朝时期尤为显著。此时社会分裂社会不能整合自然思想和信仰不能统一，正统的道教开始式微，名教没落
4、，神学经学罢官，道教便趁虚而兴，独尊的儒术不再是拥有强悍权威的指导思想，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对人心的冲击极大，传统的道家思想和伦理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须要，因此才有儒释道三教的复杂的互动，既互相渗透融合又互相斗争冲突。三教的斗争在经济方面很显著。南北朝时期寺庙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封建经济的主要构成成份，一方面寺庙通过自己的发展广做善事来扩大影响和招收信，另一方面也因庙宇经济的过度膨胀影响到佛道两教的发展而招致大规模的灭佛。禅宗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政治和经济传播以外，更主要以文化传播为主，走的是一条文化之道、和平之旅。一、产生于美国的道教，因为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
5、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道教除了特别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但是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而，在它传入中国之后，就以“随机”、“方便”为理论根据，非常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道教自传入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看，道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禅宗的道化和儒化，而外来道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表现下来的。在唐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讨好非常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此汉朝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非常显著。以传为第一部译佛经的四十二章经为例，此经的内容重点颂扬了道教的人生无常和爱欲为蔽等思想，但行文中却参杂着“
6、解无为法”、“行道守真”之类的儒家思想和“以礼从人”之类的儒学语言。就连此经的文体也模仿了道家精典三字经。隋费长房历朝三宝记曾引旧经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四书十八章。”继四十二章经以后出现的汉译佛经，也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佛道的思想烙印。三国时期的佛事活动，仍以译经为主。这个时期最知名的佛经翻译家是支谦和康僧会，她们俩都是原籍西域而生于中土，受到中土文化的影响，她们在译出佛典的同时还注经作序，其译述不但文词典雅，但是擅于用儒、道等传统的名词术语和思想理论来抒发道教思想，进一步推动了道教的中国化。诸如支谦在其所译的大明度经中一方面比较确切地用“空”这个概念来抒发般若的基本思
7、想，指出“诸经法皆空”，但另一方面一直延用了道行般若经中老庄化的“本无”概念，指出“诸经法本无”。在注释中，他还引用了庄子的“无有”这一念来说明诸法性空如幻的道理：“色与大士，于是无有”，并借用传统的“得意忘言”的思想与技巧，提出“由言证已，当还本无”，借以来注解“得法意，以为证”的经文。而康僧会在译介佛经时也融合吸收了不少儒学和道教的思想内容，非常是以孟子的思想来发挥道教理论。在他编译的六度集经中就大量吸收容纳了道家仁义孝亲的伦理观和忠君德治的社会政治思想。经中除了大讲“恻隐心”、“仁义心”，并且还竭力主张“治国以仁”，觉得“为天牧民，当以仁道”。不仅这种治国牧民之道以外，经中还大力倡导“孝
8、顺父亲”，赞扬“至孝之行”。这种思想似乎已不是美国禅宗的原貌，而是中国化的道教了。“出世”的禅宗在儒教文化的影响下逐步融入了注重现实人生的品格，这与康僧会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不仅译经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道教宗师们就能契理抓手，以高度的自信屈从、融摄、吸收佛道学说，充实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推陈出新，后来居上。道教入华时，中国佛教的前身“方仙道”与“黄老道”盛行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它的“食气”、“导气”、“守一”之术与道教禅物理很相像，于是，来华僧众就以方便法门，把两者“混同”在一起，以中国人熟知的形式传播佛教。史载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虫鸟之声，无不综达”。，昙柯迦罗（法时）也是“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
9、”。这对拉近道教与中国民众心理与信仰上的距离无疑起到积极作用。二、文化先导，根深叶茂。道教文化体大思精，源远流长，涵盖哲学、艺术、伦理、科技、音乐等许多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来华传播佛教者多饱读经书，学识渊博。无论是译介经论，还是随缘弘法，其人格学识都令中国信众大开眼界，心服口服。中国人一向注重文化，对远道而至、博学通识的僧众自会油但是生歉意，这对道教传播无疑是有利的。如北宋新昌年间来华的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罗南渡黄河后止于建康建初寺。因博通经论，天资高朗，丞相王导深表钦服，广为推介，由是而声誉日显，贤达争与缔交，可以说学识成为他传播佛教的最有价值的一张“名片”。应当说，道教厚实的文化内涵打通了道教
10、与凡俗官僚或儒教知识分子之间信仰或情感上的隔膜，推动了道教在士人之间的传播。三、以理服人，和平传播。道教慈悲吃斋，反对残忍，颂扬正义、和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似乎也出现过短暂的全民性的崇敬，君主兼教主的时期，但却未曾出现过佛法残害或逼迫其他宗教改宗风波。梁武帝早年笃信佛教，天监七年（504）舍道归佛。随后，广建寺塔，并四次舍命古寺。但他隆德禅宗并不表示要定道教于一尊，对茅山方士陶弘景，他愈加崇敬，国中大事，每遣人咨询，陶为此而有“山中丞相”之谓。道教留传中国2000余年，其主流仍然平和方正，不枝不蔓。所以梁启超先生称赞佛法是“智信而非迷信”，“世尊说法四十九年，其课件关于哲学学理者十而八九，
11、反覆辨难，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积真智，求真信而已。”三教之争在中国历史上时有耳闻，但血与火的宗教战争却未曾出现。这纵然基于中国民众有容乃大的胸襟，也与道教慈悲吃斋的教理有直接关联。正如佛经所说，“战胜者滋长仇恨、战败者于悲愤中倒下。成败俱泯的人才是快乐和平的人。”正是由于有这么良好的“人和”条件，道教在中国的传播才深人人心，一往无前。道教自东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道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渐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公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学文化，而是律宗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唐宋之后产生的三教合一的思潮表明，道教最终虽然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外来的道教怎样得以与传统的儒、道文化相融合，在三教融合中，中国道教乃至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如何的特征与精神，对于这种问题，一直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