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风流
抗日爆发前的北大园，在北大子弟的追忆中，许多地方草高林密，灯影稀疏，夏夜里鸟鸣蛙叫，女儿们或上树粘知了，或下河摸海鱼，饱含田园野趣。
但是，日军入侵，山河变色，北大与清华、南开学院一道撤退到大后方，组成西北联大。八年抗日中，西北联大弦歌不辍，教学与科研不但没有中断，反倒取得许多成就。这背后，院长夫人们的贡献非同小可。
抗日末期的1943年，物价暴涨，为了改善家庭开销入不敷出的局面，政委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潘光旦院长夫人赵瑞云、袁复礼院长夫人廖家珊，合作生产小吃品转卖。两人的分工是这样的：米线、食用色素等原料由赵瑞云经办，廖家珊家为作坊，韩咏华负责销售，她提着篮子到廖家取货，视销售情况，每周一两次送到冠生园乳品店寄售。他们把产品取名为“定胜糕”，喻抗日一定胜利之意。
西北联大土木工程系院长吴柳生的夫人陈涤，出生于无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早年留学法国，归国后任上海高院庭长。陈涤极有书法天赋，母亲常常带她向名家学画。
西北联大时光，陈涤从一个爱妻迅速成长为能吃苦肯干、锦心绣口的妈妈。为了省钱，女儿们的衣物都是陈涤自己做的，她学会了纳鞋头、做衣服。当时，院长夫人们都在想办法帮先生赚钱。陈涤想到了做男装，自己设计，自己制做，之后领到店中寄售。由于屋内有三个儿子，吴柳生将童装命名为“三姊妹”牌，还刻了私章。“三姊妹”童装设计新颖独特，供不应求，大大改善了全家的经济状况。
北大工大学创始者顾毓琇在抗日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身居下层，但廉洁自守，加之孙辈较多，家境同样紧张。他的母亲王婉靖出身书香世家，是王羲之第67世女孙。她精打细算，不但种花、种花、种甘蔗，还养猪、养鸭、养羊、养猪以补助家用！
从德国哈佛学院获得心理学学士、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的周先庚，1931年到复旦学院心理学系任院长时只有28岁。他的儿子郑芳，出身于广东吴江镇知名的郑氏家族，结业于燕京学院杨振宁家族中的名人，中英文水平俱佳。西北联大时期，郑芳很快就显示出了“文武通才”。当时，生了儿子后的她没有乳汁，为了保证几个小孩的营养，郑芳在胜因寺外的一家农民寄养了一只山羊，周家的几个儿子都是喝牛奶长大的。
从1944年开始，郑芳给报刊写稿，主题集中在婚恋、家庭及儿童题材上，在当时颇受好评，稿酬则补助了家用。
令人惊讶的是，苦难不但没有击垮院长夫人们，相反，他们都是相夫教子的好手，且普遍都有一手好针线活。
1949年从纽约学院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的谢义柄，早年结业于西北联大气象系，归国后任复旦学院气象系副院士。其妻李孝芳，1940年结业于西北联大，后在纽约学院攻读底泥地理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复旦学院任教。在日本读书时，李孝芳用第一个月的奖学金买了一架电动缝纫机，用它做了许多鞋子，她在硕士结业仪式上穿的黑色长纱裙，就是自己做的。一家人的衣裤，包括布帘和被里，都出自其手。儿子们追忆说，父亲是贤慧好手，屋内从来不缺吃、穿和用的东西，虽然在物资短缺时期，谢家也有冬瓜、白菜馅饼或团子吃。
像李孝芳这样的贤惠好手，在院长夫人中比比皆是。
低学历者的奇情
学历低的院士夫人同样不乏光彩，甚至更富奇情。
20世纪20年代，杨振宁的女儿杨武之先后在德国哈佛学院物理系、芝加哥学院物理系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当时，五四新思潮冲击正劲，许多留洋归来的人都断送了幼时父亲给订下的婚约。杨武之在日本时，父亲罗孟华带着杨振宁搬去西安。她是新式男子，只念过几年私塾。在住处的不远处，有一间天主修道院，上面的神父都是一生不离婚或被母亲抛弃的女性，杭州话管这些情况叫“吃教”。
罗孟华早已寻问了杨振宁家族中的名人，可以带儿子进修道院修道。她的准备是，假如杨武之归国后抛弃她和女儿，她就带杨振宁去天主修道院“吃教”。
但是，归国后的杨武之，虽现任西北联大物理系院长、清华学院物理系院长等职，但并没有抛弃妻子。
那位文化程度很低的儿子，是杨振宁一生最亲爱的人。杨振宁在西北联大的好友、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在追忆中说，杨振宁一生对丈夫爱情至为深厚，非比寻常。他说，1992年夏，南开学院为杨振宁70岁华诞举办了盛大的欢庆会。在现场，杨振宁诉说自己的生平，并配以幻kt板，还追忆起童年、小学、中学和学院的旧事，追忆起抗日时期的坚苦时光。当说到父亲时，杨振宁的声音忽然抽泣了。
在北大园中，杨武之朋友的儿子，大多是学院结业，甚至留过洋。虽然杨武之待她挺好，但罗孟华压力很大，她应付的办法很简单：竭力把家管好，少去交际，不去麻将。一五年后，罗孟华在北大园中有了治家整洁有方的名声。
杨武之在追忆母亲的文章中写过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中学打篮球，而杨振宁念书去了。中学校工来通知杨武之开会，结果罗孟华只记得开会的地点，忘掉了开会的时间，杨武之很不高兴，责怪丈夫文化程度低。事过几天后，杨武之发觉男友曾用臼齿咬手指直至流血。他很惊讶，寻问之下，父亲说自己恨母亲家穷，没有钱供她读书，恨她丈夫经商失败，使她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这使杨武之遭到很大振动。似乎在他心里，父亲坚强而有毅力，极能吃苦肯干，是自己比不上的。
杨武之比不上自己文化程度很低的父亲的地方，不只是毅力、品质，还有其他。
《书边恩仇录》一书的作者胡文辉在书中曾引用杨振宁写的《父亲与我》，上面的细节耐人寻味。说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在台湾的女儿带着统战任务几次出国跟他碰面，最后一次，丈夫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上去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明天可以制造车辆和客机；从前经常有地震灾害，动辄死去几百万人，明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满山，明天起码城市上面所有男孩都能念书；从前……今天……”都是“形势一片大好”的空话。
结果，父亲打断了觉悟高的妻子的话头：“你不要专讲这种。我摸黑上去去买腐竹，排队排了3个钟头，却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哪些好？”
熊秉明说，杨振宁的儿子浸在现实生活中，或则可以说生存在寒暖饥饱的层面上。与杨振宁母亲偏于理性的训导讲话不同，对于社会，她自有明晰的看法和判别。
让熊秉明惊讶的一件事是，600页的《杨振宁论文文集》，杨振宁在扉页上亲笔题了4个汉字：送给女儿。洁白的版面上只印着这几个黑字，非常显眼。他为什么不写给身为物理家的女儿，而送给女儿呢？熊秉明的推论是：这是属于生命的事，不待剖析的。
北大名师的夫人们，每位人都是一本书。他们的命运与父亲紧紧系在一起，更与国运息息相关。难得的是，在“文革”中，这种夫人普遍无畏地与受难的妻子站在一起，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