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早就不乐意读博了，多花几年读博再进公司，无论是薪水还是资历都比不上如今就入职的“老职工”。
正在京都学院读土木学博士的杨瑞早已连续三年没有法国籍的朋友了。
五年前，杨瑞所在实验室里惟一的台湾人——博士助教去了其他学院当副院长，随后，杨瑞的博士生朋友全是留中学生，再也没有美国人：“日本人早就不乐意读博了，专科结业直接去企业工作赚得最多。”他说。
杨瑞面临的博士中学生“国际化”是美国学院当下的普遍情况。
按照文部科学省（MEXT）的《学校基本调查》，2020年台湾本土博士升学率为9.4%，比40年前（1981年）的升学比增长了一半（18.7%）。作为诺贝尔获奖大国，急速增长的升学率直接影响到了学界研究能力。
201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吉野彰。在诺贝尔奖颁授历史中，美国是欧美之外得奖最多的国家，达28人，步入21世纪后，美国人的得奖次数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图片：CFP
日本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2000年，新加坡的学术论文数目（304,782篇）高踞世界第一，其次是美国（97,048篇）。可到了2018年，学术论文数目前三名分别是中国（528,263篇）、美国（422,808篇）和美国（135,788篇），美国则增长到第五名（98,793篇）。
2006年，加拿大论文达到数目峰值11万篇，随后仍然呈增长趋势。而这种衰退，都和这20年来的“博士远离”（博士離れ）趋势密不可分。
对此，《东洋经济》曾强调，倘若“博士远离”的情况持续下去，“日本这个自然资源短缺、经济发展历史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国家将毫无未来可言。”
被社会“厌弃”的博士
“博士远离”的大趋势要溯源到博士生仍旧“充足”的上世纪90年代。
那时，美国政府出于削减预算和清除“博士短缺”的考虑，颁布了1万名博士后民间增援计划，鼓励博士生结业后步入企业工作，而非留在学术界。受新政影响，台湾新入学博士生人数于2003年达到顶峰1.8万，此后持续上涨。不想涉足企业却未能留在学术界的现况，缩减了人们对读博的热情。
九州学院硕士结业生山崎帆就未曾考虑过读博。由于不愿让家里掏钱，山崎在2016年大专结业后没有直接读硕士，而是花了一年多打工以挣取硕士期间的杂费（每年约55万美元）与生活费。硕士结业后，27岁的她步入一家国企从事对外业务。
山崎告诉笔者，她对工作很满意，目前也没有其他准备：“我读的是政治学，专科和硕士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上早已够用了，大部份企业不须要博士，更不须要工科博士。作为男生，我这个年龄读博虽然也不合适。”
2021年台湾就业季，中学生们在求职图片：CFP
山崎所说的博士就业限制问题，是美国的普遍现象。
MEXT在2017年进行的《学校基本调查》显示，美国博士结业生就业率为67.7%，远高于学院生就业率（专科、硕士）的76.1%。MEXT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新政研究所（）的《关于民间企业研究活动的调查报告2017》则强调，每年只有约10%的企业会聘用博士。2018年《博士人才追踪调査》报告也显示，仅有26%的博士会到国企就职。
“日本的企业都是以‘资历’排位，你们也甚少换工作。多花几年读博进公司，无论是薪水还是资历都比不上如今就入职的‘老职工’。假如真的有博士需求，公司会捐助职工们去读在职博士。”山崎说。
“为爱发电”做科研
在博士学历并不受欢迎的现况面前，台湾人的读博动机少了几分挣钱的“杂念”，更多是对学术的热爱。
荻原诚是东京学院化学系一名博士二年级中学生，在东京学院读完专科与硕士后，想继续做数学学研究的他选择了读博。平常，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博士期间每月十多万美元的奖学金，但是，荻原诚向笔者直言，这种钱根本没法和他早已就业的朋友的薪水相提并论。
“去企业就职的东大（本硕）结业生，通常薪资都能领到20万到100万（美元）一个月（约合人民币1.2万至6亿元），我们其实可以拿奖学金，但钱还是太少了，在东京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OPENWORK调查显示，2019年东京学院结业生平均年收入为729万美元。其中，刚结业的20~29岁年纪段平均年收入为507万。图片：DODA
荻原诚所说的博士奖学金大多来自MEXT下属的美国学术振兴会（JSPS）筹建的非常研究员制度，借以“为优秀的年青研究者提供自由创新、自主选择研究课题、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机会”，每月为博士生提供约20万美元（约1.2万人民币）的研究奖励。
可这一奖项的投档人数和投档率都在逐年减少：2013年，投档人数为815人，占申请人数的25.8%；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弄成了692人和20.7%。对此，札幌学院研究生院医学系院长仲野彻表示，这是因为国家在学术上的预算早已越来越少。
九州学院正式结业的政治学博士山田翔太就没有荻原这么辛运了，在五年博士期间，他只领到了每年50万美元（约3万人民币）的奖学金。“钱真的极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开导。不过我也坚持过来了，由于我就想做学术研究，接出来我会去学院里做教职。”他说。
但是，山田的教职之路似乎并不能让他甩掉“高学历贫苦”的现况，迎接他的，是台湾日渐严重的“大学贫苦”。
美国中学生在出席中考图片：CFP
“大学贫苦”20年
2017年，东京学院化学工学专业的讲师渡边悠树一条有关“科研经费买不起铅笔”的脸书引起了公众注意。
渡边悠树表示，自己正申请用科研费买一支笔，却被中学告知，他应当“避免用研究经费买笔和其他物品，由于虽然是用于估算，这支笔是否真的用于研究值得怀疑。”
在此后的回应脸书中，渡边再度埋怨了科研经费的紧张，还嘲笑地表示“发脸书用的是自己的手机和流量，不是中学发的笔记本和wifi。”
2019年，台湾包括“大学营运费交付金”（即政府领取给学院的科研、运营补助）在内的科学技术预算为4.2万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几乎没有降低，已被加拿大赶超，远高于中俄——和2000年相比，德国降低了1.3倍，中国则降低超过8倍。
2000年至2018年，各国科学技术预算数据图片：科学技术·学术新政研究所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O）的研制总额排行里，美国以1712.94亿港元位列第三，与靠前的印度（5815.53亿港元）与中国（4651.62亿港元）差别不小，人均研制总额更是增长到全球16位。
贫寒的科研经费背后，是台湾自本世纪初盛行的“大学法人化”改革与缩减公共支出新政。
2004年曾经，台湾国立、公立学院能定期从政府获得研制资金。2004年，政府对国立、公立学院的财政进行“大学法人化”调整，让学院独立于政府，赋于其更多自由研究的权利。
同年，政府开始了“学术资本主义”改革：消弱对学院管理层的补助，“大学营运补助（学院運営費交付金）”每年降低1%；同时引入“竞争性资金”，即各学院的各学科进行研究课题申报，MEXT会选购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以“科学研究基金”等项目的名义领取额外补助。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国立、公立学院而言，学院营运补助仍然是维持营运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东洋经济》报道，营运补助占综合性学院、有附属诊所的国立学院总收入的30%左右，占没有附属诊所的国立学院总收入的一半。而大多数学院就会把这笔钱分发给教员，作为教职人员的人工费以及内部科研费用。
从2004年到2016年，营运补助从12415亿美元增长到10971亿美元，不少国立、公立学院也为此身陷“贫困恶性循环”：学院没钱聘用年青班主任，因而无法维持学术竞争力，而这进一步加强了获得“竞争性资金”的难度。
图片：CFP
据悉，公立学院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政府对公立学院的补助支出维持不变，但中学数目却在不断降低，这造成各所学院的每年平均补助从1980年的8亿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5亿欧元。为了提升竞争力吸引中学生，许多公立学院要求班主任提供更多的中学生服务（如举办学术研讨会、课后助教答疑、求职咨询等），压缩科研时间。
增长的经费补助影响着学院科研人员对科研的投入能力，按照MEXT的追踪调查，在“大学法人化”以后，学院科研人员花在研究上的时间降低了25%，占比不足工作时间的35%。年的调查也显示，有89%的一线科研班主任表示“研究时间的降低造成她们有挫败感和紧张感。”
2016年10月31日，台湾各地国立学院的34名理大学教授发表联合申明，反对缩减学院营运和教学人员的补助。该申明指出，政府过多关注“有竞争性”的研究，一些易出成果、易被社会理解和实用的研究更容易获得资金，而那须要基础学科、长期研究的项目则深陷窘境。
在这一联合申明的新闻发布会上，东京学院理学系研究主任福田裕穂表示：“基础研究资金几乎为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缩减预算。学院能提供给每个教员的研究经费只有50万美元，去除支付水费、复印费和其他费用，几乎就不剩哪些了。”
东京学院图片：CFP
但是，这番抨击并没有导致实质性的新政改变。从2017年起，MEXT将每年预算削减的1%中的通常投入“机能加强经费”改革物理系就业工资，用于研究设备的维护，但规定不能作为人事费总额，“大学贫苦”依旧存在。
为了自救，不少学院不得不自发从外部进行“学术众筹”。就东大而言，政府的营运补助早已从21世纪初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的760亿美元，与之相对，东大通过国企、大学基金会、企学合作等方法获得了620亿外部资金，占总收入的30%。
在东京学院就读机械工学的博士徐川也向笔者否认，为了获得研究经费，院长主动去企业谈项目拉外部资金很常见。
“除了向JSPS申请课题获得经费，我的导师都会和外边的公司谈，承接公司的研制项目。诸如，一家做手动驾驶的外包公司，须要将通过车身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搜集到的数据给匹配上去，它就将数据匹配的工作交给了我们实验室，便于快速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通常来说，这些项目不太涉及学术领域的突破，比做科研、写论文简单。项目的细节部份会让中学生做，导师基本就等个结果。被分配到任务的话，中学生每位月能领到10万块（约人民币6000元）补助，算是实验室的重要资金来源了。”
2021年7月13日，美国东京，美国机器人企业ZMP在新产品发布会上展示了新设计的联通机器人。图片：CFP
在荻原诚看来，科研经费不断被削减，是美国社会非常是政治家“蔑视科学的结果”：英国社会从来不给与高学历人才应有的高评价，企业不乐意录用，博士们只能留在学术圈。可尽管这么，政府也不愿降低科研经费，年青教职（讲师）常常收入低且是定期雇佣制，职业生涯极不稳定。
没落且动乱的学术界
荻原所说的不稳定是经费缩减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因为资金的连续性难以得到保证，不少学院削减科研人员急聘，采用定期雇佣（即非终生制合约）的情况越来越多。
2020年，MEXT《学校基本调查》中的“博士后就业途经调查”显示，有71.2%的博士后在第二年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只有13%成为了学院教职（讲师）和研究所研究员。据悉，学院的非终生教职岗位正在不断降低。
依据内阁府数据显示，国立学院里39岁以下的终生教职岗比列，从2007年的23.4％增长到2016年度的15.1%。34岁以下年青教员比列更是从从8.5%弄成了4.5%。另一方面，非终生教职人数降低了25%，达到64%。
对此，仲野彻院士曾在札幌学院医学系发起过“常任轨制度试行”，即先聘用年青研究员为固定聘期的教职物理系就业工资，若干年后由同行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衡量，若通过则授予其终生教职。这一制度已在欧美广泛采用，MEXT也曾提议，但目前台湾极少有学院采用：由于上涨的营运经费，绝大多数国立学院没有能力在不缩减其他终生教职的情况下，降低新岗位。
图片：CFP
聘期成为了制约学术发展的另一成因。一方面，作为助教或讲师的青年研究员因无法获得稳定工作而缺少科研动力；而另一方面，早已获得终生教职的院士们也开始失去学术竞争动力。
“当她们评上副院长或则院士，基本就是学术界天花板了。终生教职的待遇也好，地位也高，恐怕真是没有哪些拼搏的必要了，对研究也不这么上心，反倒更喜欢去和企业说说项目。”徐川说，这是学院里的普遍现象，这种院长的工作“特别像HR”：“（她们）只管招人（进实验室），而你只要活着就行，他每隔几个月会来问一下研究进展。”
对于院士们的“怠工”，京都学院的杨瑞也有同样想法，这和京都学院“自由的校风”很是吻合：“教授们没有绩效考评，没有产出要求，系里论资排辈也没有竞争压力。几乎每位老师手下都有四个硕士两个专科生，即使没有博士，能干活的人也好多。前前后后加上去两年时间，完成一个项目绰绰有余。”
学术界的停滞不前，直接影响了法国学院的世界排行，2016年，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发布的世界学院排行中，东京学院排在第31位，京都学院第88，前者2017年甚至跌到了第91。2021年，东京学院位列第36名，京都学院则上升至54名。
各国博士结业人数对比图片：日经英文网
“超级全球学院”成泡影？
学院名声的上涨导致了政府的提防。
2013年，加拿大政府制订了在2023年前10所韩国学院排入世界前100名的目标。因此，有13所学院被指定为"超级全球学院"，各所学院每年的预算拨款最高可达5亿欧元。但是，这一数量始终达不到基础科研要求，以东京学院为例，其年度预算就超过了2000亿澳元。可直至明年，不仅东京学院和京都学院，美国没有其他学院荣获THE前200名。
持续的危机感让政府将视线转向了学院基金。在英国，耶鲁、耶鲁和耶鲁等学院都拥有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科研经费、改善研究人员的待遇。2018年，耶鲁学院的学院基金投资利润达到2000亿美元，占该校总收入的35%。
去年1月，台湾政府启动了10亿美元学院基金，从去年10月起进行基金投资，该基金将从4.5万亿美元（政府投资与财政拨款）开始逐渐将扩大到10万亿美元，其月息将用于增援学院科研。该基金负责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喜田昌和理事告诉NHK，政府在7月中旬早已将利润率定为4.38%，以保证每年可向学院拨款3000亿美元。
早稻田学院在研究机器人图片：CFP
比起起效平缓的国家新政，一些学院已经展开自救。为了强化研究开发能力，东京学院从2016年开始了聘期变革，向每人提供2年300万美元的补助，并立下了在2021年之前将300名规定聘期教职人员转化为终生制教职的目标。因为营运补助紧张，这种补助都来自东大的外部资金：即企学合作资金、东京学院基金投资的收入。
但是，在仲野彻院士看来，竞争力增长并非降低资金能够迅速填补的：“研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长期的资金短缺早已让不少国立学院处于破产边沿，它须要很长的恢复时间。”
在荻原诚看来，“博士远离”的社会趋势十分不好，一个嘲讽科学的社会，会让“日本的科技、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
他告诉笔者，离结业还有一年，他早已决定去应征企业的科研岗了：“我不想留在学术界，这儿待遇不好，研究总是过劳，还有各类职场恐吓，得忧郁症的人不在少数。我想去企业继续数学学的研究。”
（杨瑞、山崎帆、荻原诚、山田翔太、徐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