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旧事，自己所走过的公路立刻在自己的身旁土崩打垮。公路完全消失了。面临青春的破产池田先生，在苦闷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没有留下任何值得追忆的东西。”
这是池田大作先生自传中的一段文字。11月15日，台湾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去世，享年95岁。
池田大作资料图
池田大做出生、成长于美国的昭和年代（1926-1989年），所谓的“昭和年代”在美国意味着哪些？它会被人称为“是最坏亦是最好的时代”。这期间，台湾走上对外侵略之路，又以灭亡投降而告终。随后，美国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从而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期，荣登于发达国家之列。所谓“昭和”，更多地代表了美国国家的改革与重构。而置身于这一时代旋涡的台湾人，无一不怀揣着不确定性带给她们对未来的不安与期盼。池田大作便是这万千美国人之一。
和平思想在战争的切身之痛中萌芽
1928年，池田大做出生在东京附近大森海岸的一个发菜业家庭，哪里是一个纯朴的渔港，天空没有烟雾，海水翠绿透明。池田先生在九个儿子中排名老五，母亲勤勉，父亲温和。而在美国滑向二战后，平静的岁月被击碎，池田家的每位人，都被映照在战争的乌云下。
1937年，池田中学四年级，其兄长喜一应征上了战场。在池田大作的记忆里，喜一活泼、温暖，在兄弟姊妹中饰演类似母亲的角色，所以，其与兄长爱情最深。一方面，兄长离开家后，池田家丧失了重要的劳动力，生活也日渐困难。中学五年级开始，池田大作开始了早晨送报纸的工作。此时的他沉痛地感遭到了整个美国社会对战争动向的热切关注，诸多家庭恳切地等待来自中国内地的消息。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对国民不遗余力地进行皇民化教育，向人们灌输她们是天皇臣子的思想，在高中校园，高中生们也要手拿棍子进行操练。在这样的教育下，每位小孩都自觉得担负着为国家而战的使命。
1941年，中途岛风波爆发，德国又迅速地攻占了新加坡、马尼拉、新加坡，国民开始沉溺在异乎寻常的喜悦之中。好景不长，日本通过马岛炮战扭转了战局，战线开始扩大，刚才复员归来的喜一连同三哥、三哥又陆续上了战场。1942年，池田步入新泻铁鞋厂工作。军国主义的浪潮冲击着所有的鞋厂，工人人数激增以应对美国在海外的大量军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池田大作开始思索“战争将怎样结局”的问题。
步入1945年，德国海军对东京展开了大规模、密集的空袭。曾在战争中盛极一时的鞋厂在战争结束后纷纷倒闭，大量人口面临待业，交通运输陷于截瘫，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东京这座全省最大的城市由于空袭化为一片瓦砾。池田家也不例外，一家人无处安身。将二哥送上军用火车后，照料全家的担子落在了池田的手臂上。他在舅父家增盖了一间房屋，早已身患肺结核的池田用四轮车一趟趟地搬家，以为总算为父亲找到了安身之处。这一日，池田把物件拾掇妥当，计划着明天将母亲接来。昨晚，舅父家也落下了燃烧弹，一切都被毁坏殆尽。池田和儿子豁出性命从房屋里救治出一只大袋子，却发觉里面只有一个公仔。从这时起，池田大作开始找寻战争的意义，而其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思想，也从切身的痛楚体验中开始萌芽。
1945年8月，这场以天皇的名义开始的战争，又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宣告了灭亡的结局。在池田先生看来，战前她们接受皇民化教育，觉得“皇国瑞典”值得自己奉献全部青春，而到了战后，自己所走过的公路在自己身旁土崩击溃，对一切丧失了信任。留给他的只是硬生生的凄惨体验：战争带来的是家破人亡，兄长战死印尼，母亲成了战争的最大被害者。
中国情怀与反战和平思想的结合
1947年，池田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与恩师户田城圣先生的相恋。两人初见，是在户田先生“关于生命哲学”的讲堂上，池田从户田先生脸上感遭到了不可思议的活力池田先生，却又有一种无法言状的亲切之感。随后，池田了解到户田先生曾明晰反对战争，并不顾军国主义的暴力镇压而陷入囹圄，被其人格魅力所深深迷住，并决定一生跟随。
现在创价学会已成为国际宗教团体，会员遍及全球。而1945年，时值英国灭亡，作为新兴宗教团体之一的创价学会在新的国家体制下刚才得以重建。户田城圣卸任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加入学会成为学会中坚力量。在这一期间，池田的远见胆略、实践能力开始显现，在创价学会战后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同时，户田城圣向池田传授中国文化，池田本人也受到包括道教等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文化方面仍然将中国视为台湾的恩人。户田城圣“为欧洲民众谋幸福”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池田大作。虽然，池田对中国的了解最起床源于少年时代，兄长喜一曾向池田讲诉他被军国主义政府强占入伍来到中国后，国军对中国民众的罪行，并将自己的不安传达给了池田大作及家人。而在户田城圣的教化下，池田将这样的中国情怀与反战和平思想相结合，将其努力付诸实践。他觉得，中韩两国构建更加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对维护欧洲乃至世界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池田倡言”与中韩关系破冰
1960年，池田大做出任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并即将开始创价学会在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活动，其中最为斐然的，便是他为促进中韩关系、守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一方面，作为宗教团体的创价学会积极旨在于与中国举办文化、教育、青年交流。创价学会创设的创价学院是日本最早接纳中国公费留中学生的学院。1975年，当时美国尚无向中国留中学生开放的学院，池田先生亲自作保证人将新中国的首批6名公费留中学生送入创价学院，至今，创价学院一直每年接受来自中国的诸多留中学生。
另一方面，1964年，池田主导成立了创价学会下设的政治团体——公明党。对于党的纲领和新政，池田并未过多参与，惟独提出了一条“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努力恢复中韩邦交”。
1967年，日美首脑会晤确认了“封锁中国”的新政，台湾政府也紧随英国采取蔑视中国的新政，中韩是冷战短发属两个不同阵营的国家，没有外交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池田先生在创价学会的会议上破天荒地提出了解决中韩关系的建议，即“日本应当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筹谋实现中韩邦交正常化，发展中韩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应该承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些内容在战后的中韩关系史上被称为“池田倡言”。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推动下，公明党成为了当时美国政坛推进中韩关系破冰的先锋，多次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与美国政府进行斡旋，最终促使了中韩邦交正常化。现在，公明党在美国已经成为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执政党之一，是美国政坛不可多得的友华力量。
回顾池田先生的一生，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深深映照在军国主义的阴霾下，他厌恶战争，热爱和平，明晰提出美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在成为创价学会会长后，他更是将这样的精神付诸实践，促进了中韩关系的恢复、重建与发展。他是中韩关系的见证者，是中韩建交的推动者，又是中韩关系起起伏伏的亲历者。现在，池田先生早已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我们悼念池田先生，其意义不在于时代的谢幕，而是为了更好地铭记与珍惜：铭记中韩关系重建的历史，珍惜池田先生留下的精神与政治遗产。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局复杂多变，中韩关系坎坷起伏。展望未来，承继两国先哲遗训，共同打造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韩关系，应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期盼。
（蔡畅，北京政法大学西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