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与谈人：
江玉琴：成都学院人文大学院士，主要从事后人类理论、科幻文学研究
黄秋燕：北京学院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悬疑小说与身体美学研究
双翅目：当代新锐悬疑作者，代表作《公鸡王子》《猞猁学派》《智能的面具》
邱秋凤：北京学院汉语言文学大专生
邱秋凤：悬疑批评家达科·苏文在20世纪70年代将悬疑小说的特点解释为“认知陌生化”。悬疑小说（）被解释为推论小说（），极大拓展了悬疑小说的内容范畴与表现形式。但推论小说的涵盖范围更大，包括了悬疑、魔幻、奇幻、侦探等一切基于推论原理的小说类别。你怎么看待悬疑小说中的“推想”因素？你对悬疑小说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吗？
双翅目：我很认同“推想”这个概念。推论小说指出诠释的过程。在诠释中，去建构一个世界，所以悬疑小说属于推论小说类别。只是广义的推论小说不一定以技术诠释为核心，社会诠释也是推论，例如《使女的故事》，更接近推论小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演绎了一个技术退化的世界，但重点不是技术。悬疑小说大多要有一个对于技术的诠释，并且推论小说不一定写技术推论和未来臆测。所以我认为具有诠释性的小说都可以放在“推想小说”一类，推论可被视为一种呈现虚构逻辑的艺术审美，悬疑小说是其中一类。
悬疑在当下显得重要，由于我们的生活渗透了太多技术，所以只要进行虚构想像，就很难剔掉技术，除非写关于过去的历史小说。只要写当下的故事，就难免对技术有所推演和反省，却又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既定事实。我觉得，人类不太可能脱离技术诠释去写作了科幻作品中的物理学原理1000字，悬疑会弄成一个愈发普适的写作方法。在这层意义下，我认为悬疑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悬疑不会局限在先前的类型文学逻辑下运行。第一，由于先前的类型文学所描写的技术和社会比较早。第二，黄金时代或则新浪潮小说的技术细节似乎宏大，但技术细节没有这么丰富逼真。如今我们的生活饱含了复杂的技术细节和技术现象科幻作品中的物理学原理1000字，对这些复杂技术细节的想像就显得更具科幻色调。这一文类会渗透到其它的艺术与文学写作当中，导致其它艺术创造都或多或少具有悬疑诱因。所以我认为这种作品，即使不一定是悬疑小说，却也值得讨论，由于它覆盖了对于科学和对于悬疑的推论逻辑。所以悬疑似乎在类型上可能不再这么鲜明，但覆盖面会更广。
黄秋燕：你的悬疑小说里可以看见浓浓的哲学思辨干练，但是好多故事也有思想实验的意味。这应当与你的学习与成长经历有关。你的本硕博专业都是哲学，如今已然成长为经过欧陆哲学训练的青年班主任，同时你也是新锐的悬疑作者。大学式的学习与研究训练对悬疑创作会形成如何的作用？
双翅目：我也许是通过悬疑入门哲学的。我高中时仍然买《科幻世界》，通过《朝闻道》了解到霍金，《科幻世界》又做过霍金的专题，我就买了《时间史话》和《果壳中的宇宙》。霍金分辨了“强人择原理”和“弱人择原理”。对于后者，打个比方，就是我睁眼时，世界为我诞生；我合眼时，世界为我毁灭。前者更客观些。其实，霍金的目的是指责人择原理。我小时候对人择原理印象特别深，认为数学学真棒，后来才晓得这也是哲学。对于我，哲学、物理和悬疑都在追求关于宇宙和人性的终极问题，只是路径不一样。我没能力从事数学学的研究，不过还是有幸能始终念哲学专业，同时进行悬疑写作。
我曾经是纯灵感写作，但如今会利用学术写作的经验掌握大方向。例如说，我想到一个点，第一，我要判定曾经有没有悬疑诗人写过。假如有，那我就得保证，这个点子必须强烈依托于当代技术，虽然前人写过，我也能写出新的东西。第二，在写的时侯，要保证技术写作没有大的问题。如果技术早已比较成熟，我就努力写得更清晰些，看前沿的科学文章，了解具体学科定位和诠释方法。通过读前沿文献，了解什么问题做得人少，或则什么方向还没有一个成形的东西，我就可以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悬疑小说的写作类似于学术写作，尤其是在寻觅和抒发问题意识这方面。只不过，学术写作是对比较成熟的问题进行论证，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推论；而且悬疑小说的创作可以面向一类“新生”问题。当我们发觉一个点子不足以构成论文的时侯，就可以写成小说了。
有意识地把哲学理念装入悬疑小说
江玉琴：你的代表作《精神取样》是对笛卡尔问题的思索与重塑。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探讨了“思考”对于人类存在的重要性，“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理念以理智精神筑牢了柏拉图以来的身心二元观。《精神取样》体现了你对“身体与精神”是否二元的严肃思索。你觉得，精神必须来源于肉身，精神内核必需要有个人对于世界的顿悟。不过，人类精神如同各类皱褶，重重叠叠的濡湿、上升与增长，是一层层涟漪般的回落，是难以简单以肉体、精神、世界来做分辨的混和体。你追求的虽然是与宇宙相连、无穷无尽、与万物共生的精神，是历经千帆后对世界精髓的体悟与重新构筑。
双翅目：现实生活中，以身心二分面对世界，更为方便和安全，但这也缔造了个体与社会的肿胀。原子化的人、原子化的权利统筹、原子化的资本与销售流动，就会造成个体的肿胀。小说中的“精神切块”理应扩展人类的感知与视野，但完全迈向相反方向，人们虽然体验了无数事情，但完全不触碰精神内核。陈更作为取样员，愈发典型，好在他有所盼望，后来也想明白了。相反，蕾拉和尼古拉斯仍然追求自身的梦想。蕾拉的方向紧靠“身”的一极，因此通过技术移动手段，制造了具有某种精神内核的人工智能吉姆。吉姆通过物质建构，反射并获得了类似于人类的心灵。陈更寻回自我的过程类似吉姆，所以某种程度上她们也始于蕾拉，达成共识。尼古拉斯的精神性更强。他的方向紧靠“心”的一极，他最终追求通过投射，获得宇宙的心灵。这是陈更也暂时未能到达的彼岸。或则说，物质层面，我们仍然处于万物共生的状态中，但怎样从心灵层面，跳出“身心二元”，再度去回应万物共生，这是精神取样尚难以跨越的边界。
写《精神取样》时候我正在写硕士论文，开始有意识地把哲学理念装入悬疑小说。德勒兹受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启发，他从斯宾诺莎那儿得到的，是“某种意义起来中心化”的前主体。前主体的一个情感或样态，就是我写的“意识的一个切块”，它是生成的，不一定在主体意识控制之内。前主体是主体意识生成前的、构成性的碎片，那些碎片之间可以有复杂的关系，可能以一种潜在的逻辑决定意识的好多方向。精神切块还有一个源头是弗洛伊德的外伤理论。自我意识总是不完整的，“身心”的“心”并不可靠。我确实遭到不同启发，而且把它们简化后，虚构出“精神切块”。
巴洛克或则新巴洛克，是我直接借用的概念。莱布尼茨也被称为巴洛克哲学家。他受科学革命影响。科学革命前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哲学家都做过前沿的科学学术研究，例如，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帕斯卡尔的流体热学、莱布尼茨构建我们熟悉的微积分。她们也会有意识地将物理工具用到哲学和神学的论证上。在她们之前，将物理和化学的逻辑用到神学论证中，属于指摘性使用，是违规的。但科学革命前后，哲学和科学之间都在进行一类指摘性的学科方式论侵吞。所以物理的抒发显得独立上去。这些相对独立的抒发，带来了一种跟往年理解“上帝”不太一样的无限性。你们第一次见到了自然背后或则神学背后的一个空洞的、无根基的、绝对无限的宇宙——巴洛克的宇宙。学者们也发觉，她们可以通过物理去抒发真正的无限性。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就是在描画极限，用物理逻辑去勾勒极限是如何动态生成的。他开始按照个体的有限，用相对科学的工具，去论证不同样式的、不同形态的无限。
尽管对于莱布尼茨等学者而言，她们论证的无限性一直是在证明上帝的无限，但其结果反而让人类对古老的上帝形成疑虑。又例如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对比，她们成立的微积分逻辑不一样。牛顿是用精典化学学的逻辑证明了一个静态的、绝对时空观的无限性；莱布尼茨则是用很现代的、巴洛克的无限逻辑去证明一个相对时空的无限性。换言之，那种时代，不同人、不同学者对于无限性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各自的、必然的、人的有限性状态中，可以听到不同的无限性。多重的，乃至互不相干、互相矛盾的无限性可以共存，这十分有意思，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巴洛克世界。
在现实生活或小说艺术中，当人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有限性，意识到某种无限性，那个神圣感和崇宽容度，或则渺小与绝望的觉得，都值得铭记。那些产生了“心灵”的内核，每位人都拥有不同的“心灵”内核，人类似乎能够达到身心融合的万物共生。换言之，认识了无限性后，个体内核的坚硬和复杂，反能获得某种确证。所以《精神取样》的三个主角里，尼古拉斯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精神内核的坚硬性理解得更好的人。他更清楚“无限和有限”是哪些。陈更则是一个比较碎片化的人，他即使通过精神取样体验过了无限的人生，但他没有真正对“自己的有限性和无限性”有认知概念，所以他是一个相对负面的角色。
宋明炜老师的研究涉及“巴洛克”与文学、与悬疑文学的关系，对我近来的写作也很有启发。巴洛克哲学或美学建构无限的、嵌套的世界，以及丰富的爱情。莱布尼兹开启了某种意义上的现代语文（没有微积分就没有现代世界），人类有了重新认识世界的方法，获得了复杂性的叙述体系。运用于悬疑，巴洛克的抒发会表现出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丰富向度。当代悬疑也在延续莱布尼茨的“无限和有限”，彰显对莱布尼茨的再理解：我们如何用巴洛克的“无限性”来抒发世界。我理解，巴洛克的无限还是涉及某种意义的宏大叙事。但它要求多元的、深刻的、体系化的叙事，还能同时生成，同时发生关系，同时嵌套在一起。这样的话，它便既可以抵挡单一的同质化，也可以抵挡碎片化的问题，同时能够承纳包括科学、技术、人性和世界的复杂体系。这些真正的多元，须要建立更多维的巴洛克艺术和巴洛克物理抒发。
黄秋燕：同样，在《公鸡王子》里你有意识用童话的形式述说了最前沿的人机关系的问题。你将人机关系拉回到人与环境/社群的共存，指出了人类主体与环境的共存性，并非常从心理、宗教的角度探讨了人类社群建构人类主体性的重要意义。《公鸡王子》中最有创造性的是你利用四勿植物，或则说中国道法文化对抗机器人三大定理，企图完善新的人机道德伦理。是否也意味着中国伦理道德也可能成为未来人机伦理发展的一条路径？
双翅目：写《公鸡王子》有一个重要诱因，就是讲沟通。在我的设想中，四勿植物即使自我意识不够强，而且它们的沟通性似乎带来了很强的文明性。我希望抒发，在文明和野蛮当中，沟通性带来了一种真正的稳定性和文明的发展。
人与人的沟通，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容易深陷自大和自我中心的圈套。第二人称容易对他人和世界进行客体化，致使主体肿胀。第三人称，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你”进行抒发，应当是更为真实和切近的。第三人称带来共情、带来对周遭世界的感知，也带来自我反省和对别人的真正理解。保罗的医治应通过第三人称达到。这一点我没有写下来，也导致了《公鸡王子》带给读者的苦恼。
在第三人称的逻辑中，看“三定理”和“四勿”，我认为自己对道德立法和道德哺育的分辨，仍算是可行。“三定理”的主奴逻辑很强，是人类以第一人称约束第二人称的思路，尽管描画的是人机关系，但其源头，来自人类对于人类的奴役。阿西莫夫的人性关爱便是反省三定理，而非认同人类的自大。“四勿”其实也是以第一人称的身分对第二人称的约束。在这一层面上，中国的“仁”与“礼”或许并不比西方高明。只是“四勿”和“三定理”相比，“四勿”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诠释或判断的，而是枚举的。通过具体的风波和案例的不断枚举，产生动态的道德法则或社会秩序，这应当是现代文明愈发理想的状态。这一层确实源自道家比较凡俗的层面。
我更欣赏的虽然是“慎独”，即是某种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我们聊到人工智能，总以它是否能形成自我意识为典范。可近来一三年的社会恶性风波表明，拥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人类，也可以作出许多残忍的风波。所以自我意识不一定代表智能。自我反省和反省，其实才是文明社会所须要营造的智能。怎样从个体的自我反省，过渡到群体的自我反省，是我想在以后的小说中探求的问题。《公鸡王子》中四勿植物的沟通性，仍处于很不成熟的思索阶段。
拥抱技术，信赖生命的激情
江玉琴：“赛博格”（）源自日本科学家克林纳与克莱恩在1960年太空医药研讨会上的论文标题和具体阐明，她们强调赛博格是“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和”。这个概念在1980年代经由社会主义女人主义批评家哈拉维的阐述，成为一种文化意象，甚至是话语构建。步入当代流行文化以后，“赛博格”便成为大众影视作品中的诠释对象和技术想像。当代技术对于肉身的介入，对人类身体的提高增补，形成出“我们都是赛博格”的认知。因而赛博格在身体上跨越机械与肉身边界、在文化上打破文化—自然、主体—客体边界，成为科技人文跨学科讨论的核心。回归到赛博格作为一种生命形态上来讨论，你认为人和技术的融合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特别理想的生命状态？
双翅目：一则是相关的技术还不够成熟，二是赛博格的义肢植入得跟个体调和，须要投入大量时间成本，一切都不会很快起效。赛博格不只是电子化的赛博格，也会涉及“义肢”的发展。这强烈依赖于个体的适应性和医疗上针对个体特异性的调整。换言之，赛博格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得“特异化”而不能“普遍化”。现代文明是讲求普遍化的工业文明，还没有发展到工业文明的个体化。所以在医疗技术上，“特异化”“个体化”很难做到。倘若能实现，我认为理想中的赛博格生命有可能实现。
目前，例如针对部份的疾病诊治，医学可以按照病人的情况，提取遗传信息，重新整修，培养新的免疫细胞，达到比较有效的医治。似乎很贵，但确实特别个体化。在这类情况下，赛博格可以做到跨越有机和无机。其实，还有一种赛博格，关系到不同的人天生的适应性，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接于不同的使用设备。一些国家老年人的外骨骼设备已比较成熟。未来，非内植的、外接使用的设备，也是赛博格的一个方向。此时，我们须要关注的是使用能力的问题，拥抱技术能够看见人类的适应性究竟有多强。
邱秋凤：你的小说里提到了信仰决定人类的问题。你对生命的信仰是哪些？你认为人类对生命自由的追求究竟应当是哪些？
双翅目：我认为悬疑或则广义的艺术，俘获人之处都涉及到对生命本身的信仰。例如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教廷语音解说里对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审判》的一个诠释。它说，在《最后的审判》的画面上，有一个人拎着一张人皮似的东西，那张人皮就是米开朗琪罗本人。米开朗琪罗的人生比较动乱和焦躁，他将他对自己的理解，投射为最后审判中的一张人皮。但《最后的审判》中，所有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肉体力量感，那是生命的美感。米开朗琪罗雕像和书法中的肉体，虽然不完全符合解剖学结构，这是他造型的强烈特点。他通过某种肉体的扭曲，创造了纯粹的生命力和力量感，显示出他的艺术信仰或则说艺术的生命力，这能带来对生命力本身的信仰。好多艺术家一生都活得很烦闷，但这种最动人的艺术作品却有信仰生命的色调和力量。那个内在的生命的闪动让艺术得以存留。所以我认为值得跟随她们，去信仰生命本身，这是艺术给我的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