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行动者网路理论切入，通过梳理中学生网路传播的多元协同逻辑，强调主流媒体平台具有成为中学生网路传播关键行动者的责任与能力。“转译”的过程主要通过主流媒体平台影响力、权威传播渠道、受众信任度、技术先进性和新政激励协同完成，最终招募并动员其别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共同参与行动者网路的建构中，借以实现路径创新。在此过程中，“建构中学生网路传播共同体”成为“强制通行点”。异质行动者的广泛参与催生出新的内容生产机制，相应地，科学技术也在异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转译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二力平衡教学视频爱奇艺，互动和博弈不仅剩在于自建行动者网路内部，也来自商业资本等其他核心行动者建立的其他行动者网路。为此，核心行动者是否具有自我约束与正向引导能力，是检验中学生网路传播是否正向的判别标准。
【关键词】行动者网路理论；中学生；网路传播；创新路径
中学生已然成为我国网民的重要组成部份。据统计，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19岁以下群体占比15%左右，网民低幼化趋势显著。事实上，以“Z世代”（Z，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为主体的现今中学生群体，其成长时期与互联网的产生、发展几乎同步，被公觉得是第一个从小同时生活在网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原生世代。
对于这样一代中学生，互联网早已渗透到生活、学习、交往和娱乐之中，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份，亦成为她们认知和理解现实世界、学习社会规范、培养社会角色的基础设施。但是当下中学生所处的网路环境不容豁达，信息真假难辨、内容参差不齐、价值导向偏离、泛娱乐化等问题时有发生。强化互联网中中学生相关内容的生态整治，亟待建构一个运转有效的行动者网路。
从行动者网路理论的视角出发，中学生网路传播并非一个客观、自在的存在，而是由异质行动者建构下来的。什么是行动者网路中的关键环节，转译过程是如何展开的，网路中的“强制通行点”在那里，多元主体间是否存在互动和博弈，异质行动者的广泛参与有没有催生出新的内容生产机制，核心行动者在中学生网路传播中的应然角色是哪些，这种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行动者网路理论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和米歇尔·卡龙（）等为核心的伦敦学派为了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在一个整体框架内进行解释，聚焦于“技术的社会形塑”（theof）（，1996a），提出行动者网路理论（Actor，简称ANT）。
该理论坚持“联结的社会学（of）”，觉得社会是好多异质性事物之间联系构成的复杂网路（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2008），而行动者网路就是异质行动者构建网路、发展网路因而解决特定问题的过程（例文婷，2017）。“行动者”（actor）、“转译”（）、“网络”（）、“强制通行点”（of，简称OPP）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组成。
“行动者”用以贬抑任何通过制造差异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2008），包括人类行动者（）和技术、人造物等非人行动者（）；又分为关键行动者和通常行动者，其中关键行动者在整个网路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贺建芹、李以明，2014）。而科学技术实践正是由多种平等的异质成份彼此联系、相互影响进而互相建构成的网路动态过程（李剑桥，2019），是三者互相作用下的产物。这儿的“网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网路，而是指众多个体行动者之间交互关联所建构的一种关系语境，本质上是一种描述性的方式（刘岩、马廷魁，2020）。“转译”则是编织行动者之网的关键环节，主要包括问题化（）、利益相关化（）、招募（）和动员（）四个环节（黄龙，2018），且并非严格依照次序发生，而是交织在一起，行动者或创新者每实现一个阶段都代表了协商中的进步（Aka，2019）。正是通过“转译”，关键行动者和通常行动者产生了抒发、认知、理解和连结，从而参与到整个网路的建构中来。而一个“行动者网路”得以稳定化的必要条件是存在着一个“必经之点”（强制通行点），与之相连结的其余行动者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转化行动意愿（&，1981），这个“必经之点”也正是行动者网路建立中的困难和障碍（田新玲、黄芝晓，2015）。
本文利用行动者网路理论剖析中学生网路传播的创新路径，一是期望依托该理论框架，全面诠释行政新政、媒体、技术、专家、机构、公众、法律法规等“行动者”参与其中的角色与功能，聚焦中学生网路传播多元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二是该理论框架与创新理论的理论亲缘性。行动者网路理论指出应该观察“正在产生的科学”（inthe），而不是“已经产生的科学”（ready-made）或则“既成科学”（all-made）（刘文旋，2017），即其将创新视为转译过程（as）的出发点（肖鳕桐、方洁，2020）。当发生创新，群体边界不确定，被描述的实体的范围在变化时，作为“联结的社会学”（of）的行动者网路理论对追踪行动者新的联系，相比“社会的社会学”（ofthe）更具有解释力（肖鳕桐、方洁，2020）。本文尝试将中学生网路传播的创新路径，视为多元“行动者”参与“转译”，通过“强制通行点”，建立异质网路的动态过程。
二、青少年网路传播的创新行动
随着中学生网民群体的下降，中学生网路传播渐渐成为联通新媒体平台的重点精耕方向和流量来源。总体而言，中学生网路传播呈现出蓬勃创新的发展景色。其实在一段时期显存在失范现象，但更多可见中学生网路传播在应急传播、聚合传播、智慧传播、交互传播和价值传播等方面作出的创新行动。其中，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旗舰平台“央视频”为代表的联通新媒体平台，尝试以“建构中学生网路传播共同体”为“强制通行点”，通过PGC+PUGC内容聚合体系、账号激励新政、算法平台等“转译”过程，有效锁定并招募了社会机构、信息技术、公众（父母/宝宝）、政策法规、媒介素质等异质行动者，实现中学生网路传播的价值引导、知识传播、社会协同，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效应。
（一）应急传播，动员社会协同
媒体是公共关系的重要担当者。在重大突发风波中履行社会公器职责、动员社会协同、参与应急传播、引导公众舆论，是主流媒体应有之意。当前，新兴的技术手段不断涌现，在促进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形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容许诸多行动者在面临重大突发风波时共同营造一个互相协调的行动之网。
疫情防治期间，教育部呼吁中小中学生“停课不停学”。多家联通新媒体平台及时回应隔离在家亿万用户在线学习的刚需，充分发挥媒体责任感，开办免费在线课程。其中主流媒体平台“央视频”于2020年2月1日至5月15日，最先动员背部教育机构力量，联动438个社会帐号在全网率先推出免费直播课程近2万场次，累计观看超8.56亿次，最多时达188千人同时在线，互动次数超过4200万次。稿件《停课不停学！来卫视频上免费直播课，课程表在这儿》，单篇陌陌阅读量超2500万，成为“现象级”传播稿件，在传统媒体互联网平台成长期十分罕见。爱奇艺知识“停课不停学”计划专区则紧跟其后，联合40余家头部教育机构，开放免费课程，在爱奇艺教育频道、知识频道、爱奇艺知识APP等子平台同步上线。据悉还有“腾讯教育【不停学】联盟”联合百家教企共筑“在线课堂”、阿里巴巴集团徽下优酷、钉钉联手发起“在家上课”计划、字节跳动旗下清北网校、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约请名校名师开办“在家上课”专区等。
面对疫情期间全省中中学延后开学的实际情况，“央视频”等联通新媒体平台预判中学生居家学习需求，有效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为中学生“停课不停学”构建了一个由媒体主导发起，技术、环境、用户共同响应的行动者网路，彰显出从“自主参与”到“合作参与”的中学生网路传播新趋势，作用于危机传播和教育创新，可以作为新媒体平台动员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提倡多方共建中学生网路环境的实践样本。
（二）聚合传播，推动教育公正
联通社交网路早已成为中学生日常生活中获取知识、缓解孤单、抚慰心灵、休闲娱乐的首要形式。因而，新媒体平台做好中学生的“第二课堂”更突显其重要性。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服务农村和边远地区中学生的学习须要，推动教育公正既是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应用场景，也是须要多方参与的公共图式。
卫视频等联通新媒体平台借此为问题导向，通过荣誉与分成兼顾的帐号激励新政，锁定全省教育系统、行业腹部教育机构、名师创作者、垂类创作机构以及各大高校，实现教育资源和知识内容聚合。以卫视频为例，其自2019年11月上线以来，依托“账号森林”内容生态体系，招募了教育、青少、文史、自然科学、体育、舞蹈、动物、趣味百科等众多文化知识领域的帐号进驻，基本覆盖全网青少类PGC+PUGC背部帐号。同样以帐号群为资源聚合方法的平台还有哔哩哔哩、字节跳动旗下产品、知乎等。2021年，哔哩哔哩泛知识内容播放占比45%，抖音泛知识内容播放占比20%，聚合化的高质量泛知识内容早已成为中学生用户新的下降点。
与此同时，各家媒体平台依托聚合的行动者资源，开始推出种类丰富的泛知识活动。2020-2021年寒暑周末间，卫视频企划“寒假慕课”项目，动员名校名师、优质教育垂类帐号联合推出德育专题系列课程，帮助中学生尤其是德育资源短缺地区的中学生，快速吸取专业德育知识；上线“云假期”TAB页，非常编排精品内容推动云上素养教育，积极响应“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升中学生审美和人文素质”的新政呼吁。类似的活动还有哔哩哔哩课堂“暑期挑战赛”、#暑假冬令营#、抖音×首都科普“乐享科学营”实践活动等。由此，一个个推动社会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行动者网路，得到多方共识和促进，自我运转上去。
（三）智慧传播，打破信息茧房
怎样在提供中学生感兴趣内容的同时，着重其信息获取的均衡性，应该成为联通新媒体平台重点思索的问题。传播过程中，公众偏向于选择她们感兴趣的信息，这些“选择性接触”久而久之造成自身困于像蚕茧通常的“茧房”中。中学生学习厌学的现象，既是其媒介使用中“信息茧房”出现的诱因，也是形成的结果。但是，许多商业平台遵照流量最大化的资本逻辑，通过大数据产生用户画像以后，因而一味取悦中学生的偏好，采取“填鸭式”推送，向她们“投喂”大量同质化、无营养的内容，致使中学生用户信息接收维度渐渐窄化。
面对这样的现象，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于2021年末颁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针对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做出如不得借助算法推荐服务诱导未成年人痴迷网路等具体规范。与此同时，在聚合海量优质视频，建立教育内容矩阵，防止因单一品牌内容局限，导致用户盲目选择，打破平台壁垒，全面构建中学生知识体系的同时，卫视频作为主流媒体平台也主动加码，以“核心算法”+“内容优化”+“用户发展”为核心思路，自主研制“总台算法”，除传播量、浏览量、点赞量等流量指标外，还加入价值传播因子，动态平衡社会网路评价体系，尝试以既能体现主流价值观、又能实现“千人千面”个性化推荐的“总台算法”，打破信息茧房。一方面，为中学生推送其所须要的多品类泛知识内容，以通识教育丰富其全方位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变“灌输式”学习为“赋权式”学习，将选课权交给儿子，让中学生建设性地运用大众传媒，成为在线教育的参与主体。
在此过程中，AI算法成为被招募的非人行动者，被核心行动者动态联结到一起，令联通新媒体平台得以成为中学生的“百科全书”。
（四）交互传播，沉溺式寓教于乐
威廉·斯蒂芬森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手指出：“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容许阅者沉溺于主观性游戏之中者。”“倘若我们以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大众传播的话，这么显然可以说，一个社会发展自身文化的方式恰恰就是大众传播的游戏方式——这种方式发展忠诚、伴随梦想、有其神话……”（，1988）随着联通互联时代交互技术的发展，视频社交媒体正好为中学生提供了沉溺式体验寓学于乐的可能。诸多联通新媒体平台发挥技术优势，推出面向中学生的交互传播产品。
如卫视频联动多家公园，持续推出湘西张家界等数十条水景慢直播，通过沉溺式慢直播体验，滋补疫情之下中学生难以游玩扩充视野的现况，让中学生得以通过“云出行”身临其境体会祖国大好河山；哔哩哔哩上线“互动视频”功能，许多泛知识视频得以通过引导用户点击屏幕中出现的“按钮”，邀约中学生目标用户群体沉溺式体验对应的分支知识点；腾讯博物馆《我的考古笔记》H5，支持用户在作品中找寻宝藏，沉溺式体验考古之旅；爱奇艺遍知推出萌状元互动学习一体机硬件产品，帮助中学生营造沉溺式学习气氛。
通过研制互动技术，联通新媒体平台得以将技术从“他者”转译为“行动者”，让中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寓学于乐，实现中学生网路传播从“有用”到“有趣”。
（五）价值传播，正向推动去伪存真
“信息过载”往往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出现“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能喝”的情形。对于中学生网路传播来说，更是这么。中学生时期是培养完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但是在以一些职业黑粉、恶意营销号、打投公司等商业资本为核心行动者建构的“流量”“饭圈”网络中，“撕黑”“打投”“恶意举报”“隐私侵害”“谣言编造”“网络暴力”“言论控评”等顽疾频发，严重扰乱中学生网路生态。中学生名星偶像崇敬的失范，成为其成长关键期最大的干扰诱因。
因此，人民晚报、人民网、光明晚报、央视网等多家官媒先后表态，要求从严整治饭圈及粉丝经济的顽疾。卫视频针对此顽疾，主动建构起主流价值网路，严格初审线上中学生内容，确保资源质量，做信息流通把关人，避免阻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有害内容。2021年8月，卫视频率先批判不良审美风尚，动员相关专家学者，共同企划专题页面“还‘饭圈’一片放晴”，通过多条视频内容为中学生揭秘“饭圈”，剖析中学生盲目追星的心理动因，正向推动中学生找寻真正的榜样，坚持在内容极大丰盛的状态下，进行有效的把关。随后，新浪微博按照2021年8月25日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饭圈”乱象整治的通知》要求，开始推出《娱乐自媒体号违法行为划分及处罚举措（试行）》《明星经纪公司及官方粉丝团社区行为指引》《2021微博饭圈健康生态专项行动系列公告》等落实举措，深度清除涉及“饭圈互撕”的微博、涉互撕指责的话题，从严处置违规违法帐号，尝试构建完善“饭圈”乱象长效整治机制。
三、核心行动者在中学生网路传播中的应然角色
尼尔·波兹曼觉得，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Neil，1982）。有意思的是，这一可能导致“童年消逝”的产物及其延展——移动视频社交媒体，却是促使中学生社会化进程的重要载体。
通过卫视频等联通新媒体平台的创新行动案例呈现，可以发觉，主流媒体平台具有成为中学生网路传播的关键行动者的责任与能力。“转译”的过程正是通过主流媒体平台影响力、权威传播渠道、受众信任度、技术先进性和激励新政协同完成，最终招募并动员其别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共同参与行动者网路的建构中。在此过程中，“建构中学生网路传播共同体”成为“强制通行点”。异质行动者的广泛参与催生出PGC+PUGC等新的内容生产机制，相应的，科学技术也在异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转译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互动和博弈不仅剩在于自建行动者网路内部，也来自商业资本等其他核心行动者建立的其他行动者网路。因而，核心行动者是否具有自我约束与正向引导能力，是检验一个中学生网路传播网路是否正向的判别标准。在此基础之上，核心行动者应该成为中学生网路传播中的“把关人”、“第二课堂”和“好伙伴”。
（一）坚持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做中学生的“把关人”
中学生传播可以面向产业化、市场化，但究其本体应该是事业而不是产业。明天，大量商业平台的中学生内容中，参杂着吸引眼珠的娱乐元素和暴力话语以吸引“流量”，参杂着大量商业广告紧迫“变现”。但是，中学生的认知、情感、道德尚处在发展过程中，缺少必要的现实经验和是非分辨能力，她们在面对媒介负面信息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很容易遭到遮蔽和影响。为营造适应于中学生健康发展的媒介环境，作为核心行动者的新媒体平台，其公共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当先于商业性，且这些优先性除了应该彰显在概念层面，更应具化为制度规约。
2019年3月，在国家网信办牵头下，中学生防痴迷系统上线，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浏览内容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进行规范。2021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网路游戏服务提供者应该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做出适龄提示，且不得在每日22时至隔日8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路游戏服务。抖音、哔哩哔哩、微信视频号、腾讯视频、爱奇艺视频、优酷视频等多家商业平台在此背景下也自发推出时间锁、青少年模式、亲子平台、客服专线、家长指南等各种未成年保护举措。
但是，按照2021年7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发展报告（2021）》，当前全网社交平台防沉溺（综合）管理、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一直相对较弱，音视频平台在信息提示、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方面同样十分薄弱。2021年8月末二力平衡教学视频爱奇艺，国家新闻出版署进一步要求网路游戏企业仅可在周四、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9月14日，广州一公司通过其自营游戏平台违法向未成年人提供网游服务被罚10亿元，成为未成年人痴迷网路游戏“第一案”。
不同于美国传播业私营体制，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属性支持中学生媒介使用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为其次。联通新媒体平台作为中学生网路传播的核心行动者，应该坚持社会效益至上，担当起中学生的“把关人”角色。其实当新媒体平台的营运以国家为主导，由财政或社会基金扶植，不再追求“流量”优先和“变现”至上之时，中学生网路传播自然会以社会效益和公共服务为根本导向。
（二）坚持“专家参与”与“交互式学习”，做中学生的“第二课堂”
为避免中学生“娱乐至死”式网路文化参与，须要有真正有价值且中学生喜闻乐见、适合网路传播的内容产品给以对冲。强化中学生内容产品的教育价值，建设中学生的“第二课堂”，是联通新媒体平台做好中学生网路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方面，中学生有其文化接受的特殊性。在做好内容蓝筹股年纪段细分的基础之上，应该引入儿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共同参与督查、设计、咨询，构建节目出品测试程序，以确保中学生内容产品的质量。如英国精典儿童电视节目《罗杰斯先生的左邻右舍》主持人罗杰斯就曾加入儿童早教研究项目研究儿童发展，和儿童发展学家共同阐述节目的风格迈向；台湾NHK《献给未来的科学家》材料科学科普节目，是与德国国立材料研究所合作制做；我国上世纪60年代制做的《山水情》《小蝌蚪找爸爸》水墨动漫，取师于齐白石等作家，彰显我国鲜明的文化特点和审美趣味，让中学生构建起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专家参与研制的优秀节目，以思维启发为先导，并不须要昂贵的制做成本。被誉为“青少年电视界奥斯卡”的法兰克福国际中学生电视节还为制做成本低的优秀节目颁授非常奖（赵玉明，1988）。以上案例均彰显出媒体对于专家等人类行动者的动员能力。
另一方面，中学生网路传播应该聚焦“科技向善”，充分发挥联通社交媒体的技术优势，加强中学生内容产品的交互设计，引入研制工程师，打磨适宜亲子交互、教学相长的互动模块。如卫视频依托5G技术，发起水景慢直播，率领中学生“云观景”开阔眼界；“少年得到”的“少年讨论组”为中学生提供公共话题讨论领域；“腾讯教育班主任助手”依托AI技术实现互动学习；“B站”暑期挑战赛活动设计打卡、学习、分享、投稿环节，迸发中学生学习兴趣；还有一些新媒体平台在“中秋节”“重阳节”“儿童节”“母亲节”“父亲节”等亲子节点主动设置议程，建立虚拟场域的跨时空亲子互动空间，填补空间距离带来的父母与“留守”或“留学”青少年之间情感沟通缺位。这说明联通新媒体平台有激活和引入非人行动者，搭建交互式学习网路的能力。
当人类行动者（“专家参与”）与非人类行动者（“交互式学习”）得到核心行动者的动员，被列入成为新媒体平台中学生内容产品的“一般行动者”，相信中学生将在网路传播过程中收获高质量的教育价值，联通新媒体平台也将真正成为中学生的“第二课堂”。
（三）坚持“家校协同”强化媒介素质，做中学生的“好伙伴”
“生活在媒介文化所制造的典礼和水景中，人们必须学会生存。”（.M.1964）媒体融合时代，伴随媒介权利下移、受众主体性显现，不实信息的网路传播已然成为中学生现阶段面临的最大恐吓（Fore，2019）。中学生要能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自觉抵挡负面信息、分辨真实自我和网路自我的差别、理性抒发自身意见、生产和二次传播信息、提高社交媒体使用能力、加强时间管理和注意力管理，须要有效的媒介素质教育引导。媒介素质将成为重要的非人行动者，成为核心行动者重点聚焦的行动方向。
《新媒体时代家庭媒介素质认知现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孙辈新媒体使用过程中，母亲的积极性介入程度越高、与孙辈的互动越密切，孙辈的新媒体素质越高；母亲的限制性介入程度越高，孙辈的新媒体素质越低（于丹等，2019）。的确，家庭教育是中学生习得媒介素质的重要渠道来源。卫视频推出的“家长大学”项目就曾针对亲子游戏、健康成长、认知思维、习惯思维、生活学习、亲子学习等主题展开父母媒介素质教育。中学中老师的引导和朋友群体间的交流，也共同营造了中学生媒介素质教育的气氛。如能将媒介素质教育与中学生的课外活动、校园广播、黑板报等结合，严格电子产品校园准入标准，将会有效提高中学生的媒介参与能力。
据悉，社会力量也通过参与式行动，发挥着加强中学生媒介素质的作用。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黑山举办的媒介素质项目，借以教会年青人辨识网路上的不实信息，核实在线内容的真实性，了解负责任的新闻报导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报导方法（Fore，2019）；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媒介素质学术研究基地，在其组织的2020年第八届中国（西湖）媒介素质高峰峰会上征集各界呼吁等，都是对强化中学生媒介素质的有益探试。
要甩掉不实信息的网路传播，须要联通新媒体平台担当起家校、社会的桥梁，动员多方行动者共同将中学生媒介素质教育的战线延伸至家庭、学校与社会，而不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局限在中学生群体本身施教。只有这样，联通新媒体平台能够在媒体融合时代做好中学生的“好伙伴”，帮助中学生结识更多的“好伙伴”。
四、结语
网路传播的迅猛发展使中学生的人格打造和社会化进程由真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以网路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图景成为当代中学生生活的真实缩影。媒体融合背景之下，新媒体平台尤其是联通视频社交媒体，要想延续被称作“第二父母”的电视，承当起教育、引导中学生成长的责任，须要做好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建构，在应急传播、聚合传播、智慧传播、交互传播和价值传播等方面，成为中学生的“把关人”、“好伙伴”和“第二课堂”。卫视频等联通新媒体平台的创新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透视中学生网路传播行动者网路的路径。
当通过异质行动者的广泛参与，坚持社会效益至上、加强内容产品的教育价值、强化媒介素质教育成为共识落到实处，我们将建构起一个愈发有效的行动者网路，为中学生群体营造出清朗的网路环境也将指日可待。
（载本刊2022年5月号，原题为“青少年传播：现况、问题与对策”，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祁麟，北京学院新闻传播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编剧，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商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