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杨振宁不仅充分放权，只顾全局、顾战略，而且对重要事项的细节也十分重视。作为一个做大事的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后不久，杨振宁就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有限公司”，并在香港和美国募集资金。杨振宁深知，只有财务自由，才有招募优秀人才、开辟新研究方向的自由。为此，杨振宁一方面将个人积蓄和位于美国长岛的一栋3英亩的别墅捐献给基金会；另一方面，他也努力向香港的朋友和爱国人士募集资金。 正是有了这笔基金，高等研究院才得以引进美国科学院院士、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先生全职到清华工作，并设立了“杨振宁讲席教授”的职位，给翁正宇、王小云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较优厚的工资，给博士生、博士后稍好一点的待遇。杨先生不仅自己不拿一分钱给基金会捐款，而且回国后把国家给他的每年100万人民币的津贴中很大一部分捐给了中心，作为日常开销，使中心得以更好地运转。
图3清华大学向杨振宁先生赠送九十寿辰贺礼。
图4 杨振宁先生回国后发表的27篇文章清单。
一个科研机构要想成功，正确选择研究方向、引进一流的科研人员是关键。杨先生最初确定的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是理论物理和数学，其中理论物理侧重于凝聚态物理、冷原子物理的研究。为此，中心邀请了张首晟、温小刚、李东海、何天伦、华太立等一批国际物理学界该领域最优秀的华人学者到高等研究中心工作，他们为高等研究中心做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在杨先生的感召下，国际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泰斗姚期智先生全职加入清华高等研究中心，随后又引进了数学与密码学交叉领域的杰出女科学家王小云，还聘请了一批微软亚洲实验室信息领域的领军人物作为兼职人员，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也增加了理论计算机科学。 杨先生在招募优秀人才到高等研究院工作时煞费苦心。对每一位候选人，杨先生都仔细研究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已有的学术成果，经常是一人谈几场，一人谈几场，最后才确定一位。高等研究院在研究人员结构和行政运行机制上，采取了类似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做法，本着“精干、择优、流动”的原则，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内外招募科研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埋头进行科学探索，培养顶尖人才。20年来，高等研究院已经成为一座学术氛围浓厚的“学术殿堂”，常年有一流的学者来此做报告，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大批活跃在物理学前沿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聚集在这里，青年学子刻苦钻研，相互学习。 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批学术精英，对清华的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正如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吉宁所说：“在杨振宁的推动下成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不仅对学术前沿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清华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振宁先生在改变清华物理系面貌方面起了关键作用。2002年6月，时任校长王大中聘请杨振宁先生、沈远然先生、沈志勋先生、沈平先生组成国际评审委员会，对清华物理系进行了第一次国际评审。评审委员会成员沈平、杨振宁先生四人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听取了各课题组的综合汇报，参观了多个实验室，与院、系领导、教授、院士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与青年教师、学生、实验员、行政人员、系务委员、教学委员会委员进行了座谈。随后，评审委员会经过多次认真讨论，向学校提交了评估报告。国际评审报告在学校引起很大轰动，学校领导要求物理系成立专门小组，对评估报告的建议进行讨论和落实。 我当时是高等研究中心的教授，正是在讨论落实评估报告的时候，我开始插手物理系的事务。2003年我担任物理系主任之后，要求全体教职工将这份评估报告公开，这在系内引起了很大的讨论甚至是争论，因为很多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份评估报告能如此尖锐地指出存在的问题，如此明确地指明发展方向。有的老师觉得报告过于敏感，不宜公开；但我认为这对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未来至关重要，所以我最终向全系公开了它。报告中最重要的是，它对清华物理系的发展方向给出了明确的指引：第一，“系里的实验研究亟待加强”； 第二，“同意选择凝聚态物理作为主导学科，目前系里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力量极其薄弱，纳米材料生长、超导应用方面的工作多属于化学、材料、工程等，物理性质研究很少。物理系应该提升物理性质研究水平，包括更多凝聚态物理的不同领域，促进理论和实验的合作与交流”“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发展前景极其艰难，不宜在这两个领域增招人员”；第三，“学校应该创造以教学为荣的环境。明确教学仍然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即使在重视科研的今天”“要求每个教授在正常情况下每学期都要授课，促进教学与科研融合。鼓励科研成绩突出的教授讲授基础课。明确规定教学工作是考核的重要内容”。 这三点对于清华物理系的后续发展具有纲领性，对学科布局的调整、发展重点的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3年，薛其坤课题组在实验上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我想，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帮助杨振宁请回了多少科学家，这个成果也不会出现。一方面，杨先生邀请张首晟到高等研究中心做客座教授，张首晟引导齐晓亮、刘肇星等优秀博士生进入拓扑绝缘体领域，齐晓亮、刘肇星和他们的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从理论上预言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观测的机制和实际物质体系。另一方面，薛其坤在杨先生等人的指导下，于2005年来到清华大学，认为清华大学物理系要重点发展实验凝聚态物理。 正是杨先生为张首晟和薛其坤的合作提供了平台，才促成了薛其坤课题组在实验中观察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杨先生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请他们吃饭，并评价说“这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图1是杨先生、薛其坤和王亚宇三人饭后合影。王亚宇是薛其坤的主要合作者之一，从事输运实验。这个例子体现了杨先生作为物理学大师和领军人物的远见卓识。
2000年1月，我调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任教授。此后，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我有幸与杨先生有过多次私人接触。据我观察，杨先生在画了一个圆之后，终点就成了新的起点，他的心态也更加年轻化了。60岁生日时，杨先生第一次感受到“生命是有限的”杨振宁请回了多少科学家，“这种想法在我60岁以前好像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1999年5月，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退休晚宴上，他回忆起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却将近黄昏”，并用朱自清的“若夕阳无限好，我又何必为将近的黄昏而忧伤”来激励自己[3]。 然而，2003年他正式回到清华后，写了一首《归根》诗。诗中两句“八十再立业，东篱归根”表明杨先生想在归根后开创一番事业。2013年，杨先生与苏轼合著新书《归根》卷二。他在评论中将苏东坡的名言改编为“谁说人生不再年轻？老天给了我们老年的第二春。”[4]显然，2003年的归来是一个转折点。归来后，杨先生开创了新的事业，也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春。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我认识的几位中国物理学大师》的文章[1]，文中用一个词来形容每位大师。对于杨先生，我思虑再三，最终用了“直率”这个词。杨先生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我为什么用“直率”这个词来形容他呢？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直率和真诚。他在《我和父亲》一文中写道：“我知道，直到他去世，他（指杨振宁的父亲）在内心的一个角落里，始终没有原谅我抛弃祖国。”杨振宁和父亲一直有着深厚的父子情。杨武之从未对杨振宁入籍一事说过什么，更没有写过什么。这句话只是杨振宁内心的感受。我想，只有直率、诚实的人，才会将有损形象、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透露出来。 另一方面，直率也说明一个人有一颗童心，说话直来直去。经过多年的接触，我真心觉得杨先生的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要低，甚至比档案年龄还要低，他真的有一颗“童心”。
图22017年9月14日，杨振宁参观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2003年杨振宁回国，并不是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想象的那样“退休”“享受生活”。80年代出生的杨振宁开始了新的事业、新的探索，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从80岁到95岁这15年里，他做的事情比大多数科技工作者要多得多、重要得多。
杨振宁先生回国后的新贡献，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作为一位有远见的科学领袖所起的引领作用；第二，作为物理学家，在物理学领域所作的具体科学研究；第三，作为教育家，为我国培养优秀青年人才所作的贡献；第四，作为科学史研究者，写下一系列巨著；第五，其他贡献。由于很多人对其中的细节不太清楚，今天，在杨振宁先生九十五岁诞辰之际，我就从这五个方面，展开讲一讲杨振宁的具体贡献，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杨振宁回国后的情况。
1科学领袖
帮助中国发展科研，是杨振宁先生的夙愿。杨振宁先生是中美关系中断多年后，1971年7月第一位回国访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此后，他做了许多实事，一直为帮助中国发展科技事业尽心尽力。回国后，有了更多的空间。在组织领导科研方面，他主要做了四件事：第一，成功地创建和领导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第二，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面貌；第三，为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和邵逸夫奖基金会提供了奠基性的指导；第四，对中国的重大科学项目有着远见卓识的眼光。
早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杨振宁就与好友黄昆认真讨论过在中国“组织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认为其“重要性应高于一切”[5]。杨振宁随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功经验，使他始终有一个梦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理论研究中心——几位世界级的理论大师带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引领世界理论物理和数学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正值文革，知识分子被劳动改造，他多次回国探亲，在探亲期间看到大学教授在工厂里把不同的电阻器分类，他深感“那些年，中国政府的片面平均主义，毁了中国科学[6]”。在第二次回国的一次聚餐上，他直言不讳地向周恩来总理呼吁重视基础科学。 虽然周总理积极响应，但现实与他的梦想相去甚远。文革结束后，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开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杨振宁积极帮助建立了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实验室。两个机构都很成功，但并不是他心目中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样板。1997年，杨振宁应清华大学的要求，建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并担任名誉主任。经过多次商讨，杨振宁和当时的清华大学领导决定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模板，建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