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之所以这么令人激奋，是因为中国苦芯片制裁久矣，这些年来被个别国家死死卡住脖颈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芯片之痛，是企业的痛，也是国家、民族的痛点，其实，我们在芯片领域起步并不晚，也并不缺乏出类拔萃的人才。
1956年，我国紧随国际最先进半导体研究的脚步，从一片空白开始，一度杀入了国际半导体领域第一梯队。
而率领中国半导体“破冰”的学科奠基人，正是被称为“中国芯片事业的开山鼻祖”“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
她不光是中国芯片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还是新中国创立后，复旦大学第一位女市长，为该校变革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被誉为“中国的哈佛大学市长”。
她的一生可谓传奇，也饱受苦难。
二、
谢希德1921年出生于广东肇庆，父亲名叫谢玉铭。
很多人似乎还没听说过这个名子，他是中国初期的物理学家，曾精准测定了氢原子光谱的结构，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
可以说，在物理学领域，他是绝对的先锋人物。
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已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与谢希德有过一段对话。
他对谢希德说：“我刚发觉20世纪30年代，其实早已有一些日裔学者，他的研究快要接触到诺贝尔奖，你知不知道一个叫谢玉铭的人？”
谢希德回答：“我晓得，他是我爸爸。”
虎父无犬女，谢希德年幼时就受母亲影响，常在母亲卧室看书，上学后更是爆发出学霸属性，考试门门拿第一名。
在哪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谢玉铭常常对弟弟说：“中国须要科学。”
父亲的话被她烙在了心中，但也是这句话，为日后她与丈夫彻底闹翻埋下了伏笔。
此后，她随父母移居广州，在北京贝满女中就读。上学期间，谢希德还认识了同样情商超群的曹天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物理学家中国女，短暂的相逢却成就了二人一生的缘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谢玉铭当即决定带着孩子去上海避难，之后辗转抵达重庆、贵阳等地。
在战火纷飞之中，颠沛流离之际，谢希德遭到了人生中最苦闷的噩运。
三、
或许是因为长时间东奔西走，她被诊断为膝盖骨关节结核。这在当时可谓不治之症，如若调理不好，必将终生残障，行动不便。
为了治病，她只得休学在家，每天躺在床上疗养，但仍坚持读书写字。
远在上海的曹天钦，在得悉谢希德得病后，经常寄信给她鼓励。在一封封写满关爱的信函里，两人的关系，也渐渐升温，变成了恋人。
几年后，谢希德的身体恢复了一些，逐渐能艰辛躺卧，便在父亲谢玉铭的安排下，插班步入到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
在武大读书期间，谢希德在日记里写道：国家正处于嬗变中，人类的历史正在重画，中国的前途有待于这辈青年的努力。
从武大毕业后，她在沪江大学给日本院士任教兼任助教，经院士推荐获得了到美国史密斯学院读研的机会，因此拒绝了女友曹天钦的告白，此后她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专攻理论化学。
值得一提的是，曹天钦向谢希德告白前，也当过日本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助手，为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提供过不少帮助，这份机缘也在多年后，救了他和谢希德的命！
曹天钦眼看妻子要追求更高的学问，于是通过李约瑟的推荐，也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主攻生化学科。
如此一来，两人距离越来越远了，但她们对彼此的爱意，并没有衰弱，反而越来越浓。曹天钦在美国读书期间，总给谢希德寄去邮戳，称我最盼望可以尽快共享生活，幸福地娶你为妻。
谢希德收到邮戳，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她们还约定，等各自领到博士学位后，就立刻归国成亲。
但人算不如天算，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创立后，谢希德和曹天钦准备一起归国，却受到英国的阻挠！
四、
新中国创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忽然出台了一条法令，称严禁中国理工类留学生离境，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被拘禁。
已经一脚踏入日本乃至全球顶级数学学术圈的谢希德，也成了主要针对对象，当时日本方面胁迫谢希德，要她为法国效力，但受到谢希德严厉拒绝。
此时此刻，要想从日本直接回到中国早已不可能了，只能想其他办法。
谢希德与远在日本的曹天钦通讯接洽后，决定自己去日本找他，而后“曲线救国”，从日本回到祖国的怀抱。
不过，这个难度也十分大，碍于国际政局，先不说日本方面放不放人，英国方面也不可能随意接收她。
最终，还是曹天钦主动找到老友李约瑟，请求他帮助，称自己要在美国与丈夫谢希德离婚。
此时已是皇家学会会员的李约瑟，听完曹天钦的恳求后，马上去了英国内政部，以自己的名义为谢希德来美国担保。
就这样，谢希德如愿抵达了美国与丈夫聚首。
1952年，31岁的谢希德和32岁的曹天钦，在李约瑟的见证下，正式举办了婚宴。
短暂渡过蜜月期后，他们决定回到中国。
在美国任教的女儿谢玉铭晓得后，强烈要求父亲不要归国，但谢希德觉得，祖国须要科学，自己必须回家报效祖国。
最后，他对妻子说：“自古忠义无法两全”，竟与他断绝父子关系，毅然从美国回到了中国。
一归国，她与母亲曹天钦，就马不停蹄投入到新中国的科研发展之中……
五、
曹天钦回来后，进入到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工作，也就是现今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他被聘为副研究员，开始设立中国人自己的生化实验室。
他对胸肌蛋白质、胶原蛋白质、神经系统蛋白质等项目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之后多年里，他更是成为了国家知名的生物化专家，中国科学院教授。
谢希德则被约请到复旦大学任教，因为早年得病腿落下了残障，腿部不能弯曲，她每次只能站着上课。
对此，她调侃说：“坐着授课会影响氛围！”
在复旦大学教学期间，谢希德眼看着校内师资短缺，很多基础课未能举办，于是主动挑动了大梁，先后开办了普通化学的光学、力学、理论热学、量子力学、固体化学等七八门课程。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没有教材，她就亲自编撰课件，讲一门课，就亲手写一门教材。
很快，她就接到了更繁重的任务，正是这个任务，让中国快速进入芯片行业！
1956年，国家制订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立志要改变科技落后的现况，谢希德被约请去北京大学，与另一知名物理学家黄昆一起，主持成立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
半导体是二战以后诞生的新科技，决定着国家的未来，也成为各国科技的必争的科技高地。
担任培训教师的黄昆和副校长谢希德，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半导体研究工作中。为了聚精会神搞科研培训，减少干扰，谢希德竟将刚满5个月的独子曹惟正置于南京家里……
当时，国内在半导体领域一片空白，没啥参考资料，主要参考资料只有国际化学刊物上的论文，谢希德就向黄昆提议，要不俺们自己编撰一本科学而系统的教材。
黄昆十分支持，自那之后，谢希德晚上给培训班的中学生上课，空隙时间就翻阅与半导体相关的文献，看到哪些就写出来，最后系统地整合到一起……
1958年，她和黄昆一起专著的《半导体物理学》总算问世了！这本书，堪称我国半导体领域最早的一本专门专著，更是以后数年里，我国半导体化学专业的中学生和科研人员，必读的权威教材！
它直接促进了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在谢希德和黄昆的理论加持下，我国半导体产业也迅速跟上，还研究出了第一枚单晶，第一块半导体材料，第一只晶体管……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培训班下来的数百名中学生，日后多数都成了我国半导体领域的栋梁之材。
然而，就在这本专著问世后，谢希德又病了。
六、
她患上了肾结石，需要紧急做放疗，所以此后返回了北京治病。
但回来后，谢希德并没有休息多久，就又投入到半导体研究工作当中，她很快被委任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副院长。
为了将自己了解的半导体知识传授给更多人，1959年，38岁的她还写了一篇《半导体的将来》文章，她提及，未来的二十一世纪，由半导体弄成的材料，将广泛应用于无人飞机、汽车，甚至是AI智能前面。
而那些，在明天，真的全部都实现了。
只能说，谢希德先生太有远见了！
那以后，她还联合固体物理学家方俊鑫一起，合著了《固体物理学》一书。这本书在随后近三十年时间里，都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
因为像谢希德这样的人的无私奉献，当时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发展，完全与法国处于同一梯队，并没有落后于世界太多。
因此，人们都亲切尊称她为“中国半导体之母”！
怎料，国内时局风云变幻，1966年，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爆发，谢希德由于有日本留学经历，竟被关押了上去，她被就近关到中学的数学高温实验室里，一连九个月，都未能下来。
更糟糕的是，这一时期，她刚才诊断患上了乳腺癌，痛苦不堪。
而她的男友曹天钦，也被关进了“牛棚”，生死不明……
当时她家里的保姆不堪侮辱，自杀殉职，谢希德得悉后，第一次抽泣道：“我的命为何这么苦？”
但为了心里未完成的科研事业，她咬咬牙，劝慰自己，我要争取活六年。
幸运的是，1972年，中国外交开始活跃，就在这一年，李约瑟访韩，他向周恩来提出，想见一见老朋友曹天钦和谢希德。
这次碰面后，他们夫妇两人的状况也稍为好转。
可重见天日后，谢希德却悲痛不已，因为她发觉，如今欧美等国早已开始新的半导体研发，曾和我们同一梯队的台湾，在半导体上，早已领先我们好几代了。
那时德国一个半导体鞋厂的月产值，相当于我国当时600家半导体鞋厂年产值的10倍！差距居然这么之大，令人难料啊！
因此，谢希德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七、
1983年物理学家中国女，62岁的她被选为北京复旦大学市长。
她也是新中国创立以来，第一位女院长。
自从兼任院长后，谢希德不顾所有人反对，牵头开办了全新学科——表面物理学。
这个学科在当时闻所未闻，很多人不看好，但她就是要开办。她介绍说，这个学科对钢材的耐腐蚀、新能源的开发，以及半导体元件工艺的整修和催化有着巨大影响。
如此一来，半导体不再仅仅只是理论，而开始迈向与实际相结合的公路。
多年后，有专家评价说：谢希德这一学术变革的社会价值，不亚于她在上世纪50年代，对中国半导体学科的贡献！
与此同时，她更是力排众议，对复旦大学进行系科细化调整，大胆打破只有文理两科的陈旧南斯拉夫模式，立志要将复旦大学弄成一流高校，于是先后组建了技术科学大学、经济大学、管理学院等一系列大学，并在1986年，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第一个生命科学大学。
在她的引领下，到1988年，复旦大学真正成为了一所综合性学院！
为了时刻不落后世界，她还塑造中印交流平台，在中学创立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亲自兼任校长。
这也是中国院校最早专事日本研究的机构，为中俄的交流作出了极大贡献！
在此期间，谢希德常常拖着病重的身体，一瘸一拐，前往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波兰等国家，几乎踏遍了大半个月球，就是为了将最新的学术带回祖国。
美国刊物《今日美国》称赞她是：“中国的哈佛大学市长。”
除了专注于学术，她也非常关注中国女人的命运，总是鼓励广大女孩，要打破偏见和障碍，和女孩一样涉足科研去拼搏。
为了帮祖国培养出更多优秀学子，谢希德总是鼓舞中学生们出国留学，并亲自给她们写推荐信。
她的要求只有一个，记得归国。
这些中学生们毕业后，真的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尖端人才。
为此，两次入选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巴丁称赞谢希德是：“中国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
但这样一位伟大的女人，却在父亲曹天钦逝世几年后，再次遭受病痛的摧残，在1999年彻底晕倒了。
美国国会为了记念她，专门隆重地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了一面英国国旗，以此谢谢她的无私付出。
随后，这面国旗被送往谢希德所在的诊所，没多久，她就去世了，享年79岁。
她留下的惟一遗赠是，“把我的尸体捐给中国医疗事业。”
即便到生命最后一刻，她仍然心里想着的是中国的未来。在她心中，没有哪些比祖国的发展更重要。
曾有媒体报导过一个细节，称谢希德在逝世前一年，曾带病出席了一个教师节晚会，当时主持人问她：50年代时，为什么冲破重重阻碍回到中国？
她的回答简单而有力：“我爱中国！”
中国须要科学，更需要这样爱国的科学家，谢希德夫妻用自己的一生，完美演绎了哪些是中国科学家，什么是爱国。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学家像她这样接续拼搏，才能真正扛起科技强国的大旗，让我们彻底甩掉被人卡手腕的命运，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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