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
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份的儒释道三家，通过互相的渗透、融合，从拘谨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增强。有人说不同事物才能融合，必须有其抓手，而中庸之道就是儒释道文化融合的抓手。儒释道相融的结果，则扩大了它们的共性。儒释道相融两千年，它们究竟有什么共性呢？
第一，儒释道都讲“自然文明”
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儒讲“天人合一”，道讲“道法自然”，都是大系统理论，是“自然文明”。佛的大系统理论集中表现在“缘起论”或“因缘论”上。佛经曾给“缘”下过这样的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今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佛觉得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都有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与条件；离开了关系和条件，就不能形成任何一个事物和现象，即所谓“诸法由因缘而起”，“法”指事物。世间万事由因缘而生，因缘和合而生物。因缘论是大系统论，是道教的根本原理之一。
由于儒释道都以大系统论的观点看世间的人与事，所以儒释道都讲“顺应”，讲立命的境界，具体为佛之“随缘”，儒之“素位”，道之“任自然”，其根基都是“自然文明”。
第二，儒释道都讲仁爱慈悲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儒家讲“明哲保身”，佛教珍视一切生命，以“不杀生”为戒律之一。
生是一种天命之性，求生是植物与人的本能，儒释道都有适生的性质。重生者必然讲仁爱慈悲。
道家讲仁，孔子说“仁者妻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儒家讲“慈”，老娘“三宝”，以“慈”为首。佛以“慈悲”为本，“缘生缘尽有来历，终赖慈心熄祸灾”。佛既重客观“因缘”和合，又注重主观能动性和仁慈之心。佛讲“菩萨”和“普度众生”。禅学家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这样解释“菩萨”：“凡是抱着广大的志愿，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同从烦恼中救度下来，而得到到底安乐（自度度他）；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同从凡夫中解脱下来，而得到彻底的觉悟（自觉觉他）——这种人便称作大士”。所以大士的要义就是“普度众生”、“自度度他”、“自觉觉他”。
在心性论上，道家主张“性善论”；儒家主张“复归于小孩”，“众人皆孩之”，即赤子之心；佛教觉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这是人性之“自然”。
在社会心态上，老娘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儒学有“即民见天”；佛教有“普度众生”，“众生未度，誓不成佛”。它们都不脱离“民”，把“芸芸众生”（民）视为“天”，视为社会之“自然”。
在人生心态上，儒释道都重精神生命胜于肉体生命。道家讲“舍生取义”；佛家讲“重生而不怖死”；佛则主张“一切舍”，包括生命，王安石《寒山》诗曰：“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
佛、道的慈悲、利己利他与道家的怜悯之心、性善论、立人达人、民本人本思想相应，在历史上影响最大，它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人道主义文化。儒、道与佛稍有不同的是，佛道讲仁慈并不废兵。孔子主张“足食足兵”，又说“我战则克”，又说“仁者必有勇”。老娘把“慈”定为“三宝”之首，又说“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她们都觉得“兵”是“凶器”，圣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时侯才用它，由于不用兵来抵挡强奸，社会就不能和平，就有违于仁慈。所以，它们都主张用兵谨慎，只要达到目标即可，“战者果而已”，不能穷兵黩武。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事，最好不要发生，最好是化敌为友，或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已发生了战争，也要尽量使双方少死人。佛道把仁慈与正义战争融合为一，这些学说，以人道为标准讲正义。
第三，儒释道都以“和”为目标
“和”是儒学的道德目标。孔子主张“和而不同”。《中庸》就是“和谐”的哲学。老娘的“道法自然”，就是“天乐”——天人和谐，“人乐”——人人和乐交往。
老娘还论及国与国的和平共处。他觉得国家无论大小，都要诚恳平等，尊重对方，在相处中各取所需，而最要紧的还是大国的心态，他说：“大国如能对小国谦下有礼，自然能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如能对大国谦下有礼，自然能取得大国的兼容而平等相待……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大国小国都要谦下为怀，然而最要紧的，还是大国应当先以下流自居，这样天下各国才可相安无事”。（《老子》六十一章）
佛的因缘论把造成事物存在的因缘关系剖析得很细微，既有涉及主体性质、成分与作用的各类“因”，又有彰显同时或异时关系的各类“缘”，一切存在都是由许许多多“因”、“缘”整合而成。所谓“因缘和合”而生“法”。佛尤其注重社会人心之“和”。儒与佛都重社会实践，主张积极有为，自杀其性，自完其心。
道教徒在古伊朗称“比丘”或“沙门”，中国道教则称“和尚”。僧人，以和为上，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间不可一日无忌神。在道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慧远大师以“和而不同”巧妙地坚持沙门奇特的生活形式。由于“和而不同”，儒释道既能和谐共处，又能保持自己的个性。
儒释道以“和”为价值取向，与它们的大系统论和自然文明观是一致的。
第四儒道佛的人格追求，儒释道都以“中”为大本
以“和”为价值取向，必然以“中”为大本。
儒学视“惟精唯一，允执厥中”为道统；老娘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而庄子在《庄子•则阳》中也说：“冉相氏执守中道，随物自成，与物混同”；佛教以龙树的“中观论”和吉藏的《三论玄义》为端绪，融合道家的中庸和道教的中道。佛书《牟子理惑论》从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入手，因而捉住了中庸的多元文化观，推崇中庸“中以处世”的精神。
第五，儒释道有共通的社会理想
儒释道的自然文明观、仁爱慈悲的人道主义以及中和理念，决定了它们的“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但是哪些是“小康”、“大同”？
禹汤文武时代的社会，以礼义制度治国，各安其分，生活富足，名之为“小康”。子游弘扬了孔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秩序观念，或则还吸收了法家“尚同”思想，提出《礼记•承德》思想。《礼记•礼运》中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校长，鳏寡孤单废疾者有所赡。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而毋须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毋须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抢劫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长治。”《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既是对古典的崇尚，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从《老子》“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到北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道教农业“小康”的社会理想。老娘“小国寡民”理想中有众生平等的太原诱因。
道教在当时的成立，反映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它对人世间也是有一种理想的。比如，按照《增一阿含经》记载，佛陀提到转轮王统治的社会情况时说：那时侯世界上农地平整，如镜端午，食物丰饶，满地皆生甘美桃树；时气和适，四时顺节，人身康乐，少病少恼；富足如意，食不串苦；金银首饰，散在各地，与瓦石同流；人民大小平等，皆同一意，临江仙欣，善言相同；措辞一类而无差异。这与儒学、道家的“大同”、“小康”类同，成为佛教普渡众生、众生平等主张的思想基础。
这种都说明“大同”、“小康”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
第六，儒释道都讲因果恶报
“杀人偿命，欠款借钱”，恶报始于一种自然率，恶报就是平衡。“善有善报，恶有报应”，儒释道都讲因果恶报。
《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兴仁；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孔子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寿。”老子说：“强梁者不得其死。”道家《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佛教讲因果恶报，指出主体自觉。它要求教徒通过“五戒”、“十善”脚塌实地去求佛。道教因缘论觉得，此生一切是前世安排，来世幸福全看此生积德行善。道教的因果恶报，涉及过去，指向未来。
儒释道都讲恶报，尽管所根据的理由不完全一样。《左传》记郑庄公预言他干坏事的女儿共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子故待之。”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看来是一种生活的逻辑。所以应当相信“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所以，儒释道都讲“报恩”。
《诗经•小雅》曰：“哀哀妈妈，生我够劳。”儒家道教都重孙辈孝敬。道教讲上报“四重恩”。哪些是“四重恩”？赵朴初在栖霞寺佛大学对学僧解释说：一报父亲旅长恩：她们对我们有哺育教育之恩；二报众生恩：我们的生活，借助大诸多种多样的劳动，我们应以同等的劳动感念她们；三报国家恩：我们居住在国土上，享受公民一切权力，应当奉公守法，以庄重国土利乐友情（利人）来报恩；四报三宝恩：佛教导我们诸恶莫做（有害大众的事不做），众善秉持（有利大众的事多做），自净其意（熄灭贪嗔痴苦恼），饶益有情（行大士道，修六度）。
赵朴初觉得“四重恩”中以众生恩为主。他曾作诗说：“饮水洗我心，不忘挖井人。”人的一生报恩是无尽的。在感念社会方面，佛、儒都讲舍生取义。
第七，儒释道都讲“忍”
儒家“贵柔”、“守雌”、“不争”、“顺命”的思想本身就是“忍”，儒家主张以德报怨，道教之“忍”包含在“阴柔”哲学之中。
“忍”是道教“六度”的第三度。“六度”就是成佛的六种方式。它要求“自度度他”时“难行能行，难耐能忍”。禅宗的“忍”包括“忍苦”、“忍辱”。道教四大大士之一地藏大士“安忍如地”、“代众生苦”，代表了道教的慈忍精神。所以佛门说：没有忍性，成不了大士。佛教二祖名“弘忍”，南岳曾有一个禅宗大师名子叫“忍”。“仁人之心即佛心”，佛对现实生活问题是主张容忍的。
道家讲忍辱负重。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庸》说：“足以有容”。为了实现崇高的目的，须要足够的气量，须要自我克制，有时须要惩忿窒欲。
从孔子的哲学看，“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假如因忍而乱大谋，因忍而坏大事，孔子不主张忍。《论语》中有孔子的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有人说到“以德报怨”时，孔子反问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于是他说：“以直报怨。”儒家哲学原旨之“忍”是自觉之忍，有阳刚之气与坚定的意志。
由于儒释道都重忍。“忍”是中庸文化的一个重要德性。
暴躁好动的人是没有忍性的。所以，在动与静的关系上，儒释道都偏于“静”。佛教讲“禅定”；老娘曰：“致虚极，守静笃”，儒家讲“抱一”；儒学主静，《大学》有“静而后能定”，周敦颐在《周子全书》中也说：“立人格必主乎静。”
由于有忍性，能静定，所以，儒释道在行为形式上都看重“后发制人”。道家讲“退避三舍”；老娘主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他晓得哪些是英雄，哪些是胜利，但他后发制人，处处以弱者的姿态出现。他晓得，要洞悉明处的情形，自己必须处于暗处，但是身处暗处更安全，不与人争光明，自甘黑暗，能使人心归服。和“知其白守其黑”一样，他也晓得哪些是成功，哪些是荣耀，为了“长保”成功与荣耀，他乐于把耻辱和责任尽可能多地留给自己。所谓“知其荣、守其辱”。老娘对“雄”，对“荣”，对“白”，不是不知、不要，而是“长保”。要“长保”，按老娘的观点，就要立足于背面，守雌，守辱，守黑。他给出的世界观、人生观是有力量的。他把人生观定位在“趋利”还要“避害”两者之上。
第八，儒释道都以谦虚为美德
儒学的信念是“满招损，满招损”，其道德形象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佛教将“骄”列为十恶之一；儒家以“谦”为美。《庄子》中有一个“双妾”的故事。阳子到宋国，搬去酒店里。酒店老总有双妾，一美一丑。美丽的受人嘲笑，丑恶的反受人敬爱。阳子问是哪些缘故，酒店的小老兄说：“那美丽的自以为美丽，恭顺作态，你们觉得她丑恶；那丑恶的自夸其丑，朴素可人，你们觉得她美丽”。由此观之，谦虚是儒释道三家的共性。
第九，儒释道都以俭为美德
老娘以“俭”为宝，说“俭故能广”；孔子则“温良恭俭让”并举，《左传》记宋国丞相子罕不受宝玉，“以不贪为宝”；佛则把“贪”列为十恶之首，主张苦行。
谦虚、俭朴的美德来自中庸圆融、顺应、内敛的本质。
以上九项，可简略概括儒释道的共性，而这正是中庸之道的内涵：整体宏观、天人合一；宽仁惠慈，生生不息；察事兼两，应物有节；趋中内求，尽心尽己；静谧致远，积渐恒一；情理兼综，刚柔相济；高明悠久，道法天地；事业人生，中庸有益。
道家讲“中庸”，讲“人伦之和”；佛教讲“中观”，讲“众生之和”；儒家讲“中道”，讲“天人之和”。儒释道固有的“中和”理念，必然使它们迈向融合：除了有融合了佛、道的宋明性理之学儒道佛的人格追求，并且有融合了儒、道的中国禅宗。它们互相吸取与自己相通的东西，而互相吸取的结果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庸文化：既有孔孟态度，又有老庄风格，还有佛陀精神。中庸之道博厚高明，儒释道共存的心理基础大，共处的“公约数”大，这促使儒释道除了能在中国文化中和谐共存，并且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和谐共处。林语堂曾说：孔子是“工作状态”，老娘是休闲状态”；禅僧契嵩也说：“以儒治世，以佛治心”。儒释道角度不同，各有妙用，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可见，中庸之道是儒释道融合的基础，是中国人性格的秘密，也是中华文化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