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佛道三教之融合形成于菲律宾的道教，为了能在中国本土传播，在最初的传入过程中主动与儒佛结合，因为儒道儒三教本身又有个别契合和互补之处，所以从思想理论上看，道教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禅宗与儒佛的融合史。道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之所以还能在中国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由于它从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主动寻求与儒佛的融合，为道教自身的发展提供优厚的底泥。一、佛佛道的结合道教与儒佛的结合最先表现在译经上。按照现有记载，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是安世高，在他译出的佛经中就广泛使用了道教固有的“元气”、“无为”等概念，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道教的本意。诸如，根据道教的观点，“夫身，地水火风矣”，人身乃地水火风“四大”组成，但在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中却有“身但气所作，气灭为空”的说法，不但用“气”替代了风，并且用气来概括“四大”，代指人身。这虽与佛意相左，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为佛经评注家所承继。安世高还以“无为”来解释道教的安般守意，表示“涅磐”之义。安般守意，“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本意为通过数出入息而固守心意，去除苦恼儒道佛三教的身体观，感悟道教精髓，最后达到涅盘解脱境界。这与道教的清静无为其实不是一回事，但《安般守意经》中却说：“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为名，是清静无为也。
”经中还直接用“无为”来表示涅盘义：“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要求人们在数息时排除对外务的思虑，专心一致地根据佛经经义去学佛，以追求“无为”的涅盘之境：“无者，谓不念万物；为者，随经行；指事称名，故言无为也。”这似乎是受了道教“有”、“无”等概念的影响，除了有利于道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但是也加深了儒道的融合。道教还很注重同道家思想的结合。道教作为一种追求出世的宗教，其宗教理论和学佛方法都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许多不一致之处，比如道教提倡的众生平等、出家修道就是与道家君臣兄妹的礼治名教和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政整治想相对立的。但儒学的伦理尊卑是宗法封建制度的立国之本，道教要在中国传播发展，必须与之调和妥协。为此，译出的佛经就在许多方面为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作出了调整。诸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或则将原文中与道家孝行不相一致的内容删掉不译，或则另外加进了孙辈应侍奉母亲的教训，而把原文中夫妇、主仆平等的关系又译为父亲低于母亲、奴婢服侍主人，等等，甚至还出现了中国人编的《父母恩重经》等专讲孝行的佛经。再如，康僧会在他编译的《六度集经》中就大量吸收容纳了道家仁义孝亲的伦理观和忠君德治的社会政整治想。
经中除了大讲“恻隐心”、“仁义心”，并且还竭力主张“治国以仁”，觉得“为天牧民，当以仁道”。除此之外，经中还大力倡导“孝顺母亲”，赞扬“至孝之行”。“出世”的禅宗在儒教文化的影响下逐步融入了注重现实人生的品格。二、佛佛道的契合道教和佛道融合最根本的是因为佛佛道三教本身有契合之处。诸如，她们都是重实践修证的人生哲学儒道佛三教的身体观，都在宗教或人生实际中力倡利他的价值取向，以及立足于对人性的自信而采取的依自不依他的实践方法等等。就其精神而言，道教堪称是一种人生哲学。这在原始佛法中表现得尤为显著。释迦正是由于见到人生变化无常，为了甩掉人生苦恼才剃度的。释迦初转法轮时所说的苦集灭道“四谛”法，更是对人世间的凄惨苦难饱含了全心的关爱。佛道两家与道教相比，尽管对社会人生的关注方法不同，但归根究竟也是一种人生哲学。道家以出世的心态关注人生，道教以入世的心态关注人怎样生存。曾兼任大英博物馆东方书法馆院长的知名作家比尼恩说过：“佛教以他对于神的寻求、对于解脱凡俗和人生苦恼所作的许诺，便与佛教的期许形成了相当的共鸣。”此说虽非不确之处，但也道出了儒道的相像处。儒教两家在人性论以及在道德或宗教实际中都彰显出了利他精神。孟子从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觉得“人皆可以为尧舜”。
儒学的倾向是：只要遵循道德规范，克己复礼，则皆可成为顶天立地的人。道教的倾向是：处于“六道”轮回中的人“必须自己救出自己；她们必须并且还能从其自身之独立的努力而获得涅盘，任何外在的中介或则恳求丝毫也没有好处”，道教徒完全“可以凭着自身的直觉来了解他是否已经达到那个最高的完美境界”。对能否达到一种生命完美境界的天然信心，以及达到这些境界只能靠自己努力、从自身做起，这是佛儒两者的结合点。在儒教的道德实际中，尽管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规范，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惠臣忠、朋友有信，但其总体倾向还是立足于整体人际的和谐，取一种尽己向外利他的价值标准。在道教方面，小乘主张阿修罗果；大乘提出要普渡众生。为此，“小乘在心态上要求所谓利己、独善，大乘则是所谓利他”，这就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大士精神。释迦补仓喂鹰舍命饲虎，就是禅宗利他精神的极端表现。通过利他性的修行，达到“自我与别人融合，这一贯是大乘佛法的实践理论中的理想窘境”，最终目标是人人甚至万物皆成佛。三、佛佛道的互补律宗道三教也有互补之处。首先，关注生命的方法。儒学作为以修齐治平为“条目”的内圣外王之学，目的是“修己以定人”，所以法家注重关注的是道德的或政治的人生。
在他看来，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和别人、集体联系在一起时，才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道家过于指出了社会的人，而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在这点上，儒家可以补儒学的不足，它以自己特有的方法对个体生命的意义饱含了热情的关注。无论老娘憧憬的赤子般的生命形态，还是庄子憧憬的逍遥于天地之间的精神境界，无不是希望个人能趋紧张迷惘的社会生活中提高下来，以一种超道德、超矫饰的眼光“来关照万事万物”。道教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比道教走得更远。假如说道家关注个体生命的立足点是自然的、本真的生命形态，这么道教则是以绝对虚无的眼光从生命本体的层面起来透视个体的。其次，思维方法。从总体上看，美国民族的思维特点是先“花大量的时间去冥想，之后再讲话、再行动”，而当她们记述、宣讲冥想的结果时，常常又遵守严格的思索法则。训诂学即是道教思维的逻辑学，他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可高估的影响。熊十力先生说过，道教“注重逻辑精神，于中土所偏，尤堪匡救”。传统儒学更多地表现出了遇事随机而发的思维特点。诸如一部《论语》几乎尽是孔子日常生活中就具体风波脱口而出的评论、感慨。道教则直观直截地领悟事物的本质。佛道两家的思维方式对传到中国来的道教形成了重大影响。
例如，中国化道教的代表佛教所特有的公案、棒喝、机锋等，就皆有儒学随事而发和道教直截领悟的思维特点，她们在佛教哪里就弄成了“当下便悟”、“直契佛理”的禅定方式。最后，现世和来生观。《论语》中有：“季路问事鬼神。公曰：‘未能事人，怎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由此可知，道家一方面没有否定鬼神和来生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人的现世生活上，积极倡导入世的人生哲学，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追求人格不朽的有效途径，这使道家缺少对生死问题的更深刻的思索。佛教希望人活着时才能成圣，所以，假若说道教也有来生观念的话，这么这些来生也只是现世的无限延长。佛道都不能从理论上系统地、根本性地解决死亡问题。美国禅宗的业报轮回之说正好可以填补中国传统思想的这个理论缺陷，弥补佛道的空白。四、佛佛道的融合在隋唐时期佛佛道的融合产生一种格局。众所周知，在中国，法家学说虽是传统思想，但他在思辩理论方面却不及道教，也没有佛法的轮回恶报、解脱成佛或佛教的羽化成仙、长生不老等学说和宗教学佛方法可以满足统治者多方面的需求，为此，他很重视从儒道那儿汲取营养以充实发展自己。在唐代，王通就希望以道家学说来调和儒佛二教。
晋朝知名文学家和哲学家柳宗元也觉得“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常常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而韩愈则在排佛的幌子下援佛入儒，对道教教派的法统观念与心性学说加以整修借助，提出道统说和复信论，开了宋明理学扛着儒家的大旗出入于佛道的先声。从道教方面看，隋唐时期出现的中国化的道教各个教派，都是在调和融合中国传统佛道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个时期，不少道教思想家在融合吸收传统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三教融合、三教一致的观点。诸如中唐名僧神清觉得，“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线以洎深，籍微而为着，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因为道家的五伦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因而道教对他的融合吸收和与之合流的趋势日渐强化。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中国人编的指出尽忠孝亲等中国封建伦理尊卑的道教精典，还出现了不少以孝而蜚声的“孝僧”。佛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有一套适宜中华民族心理、为许多人熟悉和欢迎的宗教伦理和修养方式，老庄道教的玄思和自然主义的生活心态也为一部份士医生所津津乐道，因此道教对道教佛教亦表示了足够的注重。诸如，天台宗把禅定学说与道家人性论调和上去，天台宗的先驱慧思还把佛教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列入道教，回向先成神仙再成佛；华严宗则除了融合吸收佛道的思想内容，并且还从理论上对调和三教作出论证；佛教更是站在儒教的立场上，将儒学的心性论、道家的自然论与道教的基本思想融通为一，产生了特有的中国化的心学理论和学佛形式。
从佛教方面看，佛教在它开创时期，就融合了不少儒学尽忠孝亲的伦理观念。到隋唐时，它更充实了道家名教的内容，并在儒道之争中以“不仁不孝”、“无礼无恭”来功击道教。佛教的理论一向比较生硬，戒条教规也不健全，欠缺系统性，在儒教的影响下，隋唐时佛教开始重视成立理论体系，建立戒条教规。在这个时期的道教学说体系中，无论是成玄英的“双谴”体道，还是王玄览的“三世皆空”或司马承祯的“净除心垢”、“与道冥合”，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佛教对道教思想理论的吸收和融合。佛教的斋戒、八戒和十诫等也都基本上是模仿了禅宗。禅宗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可以说就是禅宗不断得与佛道二教的融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