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许倬云在芝加哥屋内
儒、道、佛三家思想合一，促使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遭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
01
东汉价值观念倒塌与道家思想的构建
这一章的前半段，从中国的思想体系开始讨论。其实，道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必须由此角度下手。在此曾经，东汉建构的郡县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虽然早已奠定了道家思想的基础。
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整治天下。“天命无常，惟德是亲”，“天命”不是说非常钟爱哪一群人，“天命”是说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那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观念使君主的地位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或部族保护神的地位，君主是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视自我台视，天听自我民听”[1]，也就由人民加以评判。
第二，周朝的封建制度是采邑亲人、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除了权利来始于周王，但是她们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这一媒介，能够“上达天听”，获得“天命”的庇佑。于是，政治权利的分配与亲属关系的网路，二者叠合为一，政统和族群这两种体系相叠合。
在这个命题上，商朝史籍显示，占星须经过先公、先王的传达，亦称先祖崇敬。汉代的封建制度在周朝的先祖崇敬上往前跨出了一步，将“天命”的道德意义和先祖的权威合在了一起。这一现象，在汉代青铜器里面的铭辞中充分可见——通常包括两点：一是夸赞功德；二是溯源先祖。唐代封建制度和这一观念的转化齐驱并进，到了孔子时代才转化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体系。
《周易》是中国人承继的另一重要遗产。从这一解释占星累积而成的记录，发展出了一套二元互补相成的辨证关系——一切事物，无不在变化之中，惟有“变化”是不变的。几千年来，这一套人生智慧不断引导着中国人的思维。
帛书《周易》残片
青海湖南马王堆遗址3号墓出土
《左传》中有时会提起一些知名的历史人物，例如叔向、子产、史墨。这种人物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传达着类似的价值观念，她们乃是道家思想的先行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从她们的只言片语中重建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她们的思想脉络似乎是与东汉封建制度的价值观念相符合的。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东汉的封建制度随着商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实际上，东周的各个封建领主都在各自的封域自求发展，彼此对决，求获胜利，发展出的实力和把握的资源已成为决胜的条件，东汉封建制度本来屈从的整个价值观念不在了。
在大崩溃的时侯，孔子是一个衰落的贵族儒道佛三家的思想精髓，他旨在于重建赶超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规范权利的分配，而是将根据理智道德完善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身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依循的、他所渴望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集聚了一批秉持着同样理想的人物，她们或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衰落贵族，她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在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明人彩绘绢本
《孔子胜迹图》之《问礼老聃》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校区，而是与来自各方的同人和同学们随机讨论问题，共同构建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这交往之道又构建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并且普世的原则，虽然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露，“天”和“道”是一体两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即使具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为此，道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规格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昨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征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别。
02
法家思想中的“安人”与“安百姓”
孔子门下堪称有三千人，虽然并没有三千之多。其中真有成就，且在各自领域有所贡献的，也不过一二十位。他自己觉得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这四科各有出众的代表人物。德行是宽松，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达信息，文学是书写能力，与语言同为传达信息之用。
五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法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为此，道家所关爱的对象除了是国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她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肃自己，才可以借以“安百姓”，这是最高的境界，甚至唐代的“圣王”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2]和“仁”[3]可以而且必须一以贯之。
孟子将孔子的比较实用的道家思想扩大为相当具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将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种永恒的关爱，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妻子间，也必须是善。天道与人性，个人与天下，都是连续而不能分割的关爱。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庸碌地奔忙各处游说，希望国君才能采纳她们的建议，借助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她们其实也必须坚持哲学上的主张：所作所为，不是出于自大自利的动机，而是为了整治好国家，带来人间的太平。后儒遂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提高自己的修养，能够参与降低各个群体福祉的志业。人必须自己努力，戮力修养，坚持借此为基础，能够安人、安百姓。先安顿自己的亲戚，使其能彼此和睦交往，然后才可以安顿部族，就能整治好国家，最后的目标，则是天下太平。
这一套理想，在当时也不是道家独有的，和儒学平行发展的其他思想家，如墨子和杨朱[4]，虽各有不同的陈述，却也有类似的关爱。墨子高举至高无上的“天”，觉得人对天意要有绝对的服从，天不青睐，一视同仁。法家的子弟摩顶放踵，都是为了要将这个世界带向绝对的太平。法家可能是从孔门分出去的，她们非常指出天的绝对善以及人对天的“尚同”。这原本是出自好意儒道佛三家的思想精髓，最后却成为阶级性的服从权威。最高权威是天，天子“尚同”于天，贤者“尚同”于最高的贤者，于是，法家为了趋同于善，不免抹煞了个人的自主和个性。
至于杨朱这一派，她们选定了个人和人性的自主，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和价值——为了这个“仁”字，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没有任何代价可以拉拢或玷污“仁”，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为一己而损伤他人。杨、墨实际上是道家的左右两翼，各自发挥了道家思想关心的一个方面。
03
儒学出现分歧并深受儒家冲击
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注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才能趋向善。孟子觉得：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由于欲望而失去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道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学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非常注意到“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也许，他所谓的“伪”并不是佯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而且假如不加注意，遭到种种诱惑就可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就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整治国家乃是迈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当有哪些样的境界以及怎样迈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而且两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化。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家。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从政人员的实际经验，将之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中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明朝规划制度。儒学四科的“政事”一科，总算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致使儒学在随后的几千年中，在太上皇制度的对面，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关于这一部份我们下边就会再讨论。
道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教，老娘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汉朝的幅员内发展。齐国地处淮汉地区，这儿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水景。楚文化的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北方诸神都在乡间水涯活动，俊俏的女神、绰约的男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南方生活艰辛，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别人之间的界限；北方容易维持生计，也因而有表达自我的空间。北方人开朗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下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背弃集体，不愿有强悍的集体阻碍个人自由，她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娘、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南方自然环境中形成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娘以为“有”出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评判和判定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娘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轻率。
战国楚简《老子》
1993年出土于河南省南阳市郭店
04
“感应论”与儒、道、佛的兼容并蓄
秦帝国完善后，很快就崩溃了，但明朝的遗产却在清朝继续存在。东汉早期，道家并没有和君权体制结合。步入东汉后，帝国体制已不能回到封建制，必须有一个政府，必须有一批能干的公职人员，道家和君权能够结合为一。儒学提供了治国的理论，而太上皇制承接了唐代的“天命”观念，作为国家权利的合法根据。这个结合最重要的枢纽乃是西汉的察举[5]制度，这一部份下文会有更多的表述。
如今我们要讨论的是董仲舒[6]的学说。儒学关心的项目，譬如天命、道、人间的关系，自然界各类事物的关系，人性和人体的关系等，都被董仲舒编织到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形而念书[7]体系之内。董仲舒的“感应论”是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这个系统最大的一层囊括全宇宙，第二层次在人间，其中，国家是一个层次，社群、小区又是一个层次，甚至连一个人身体之内的脏腑脏腑以及其他脏器都是一个层次。个人在前面所说的每位层次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从人体之内的层次到宇宙，每位层次都贯串上、下层次，每位层次中的各个部门都相互影响与牵制，任何层次中的部门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只有每位部门之间的力量相互呼应，就能得到最好的平衡。同样，层次与层次之间也是互动的关系。于是，在整个庞大的系统之内，人纵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只是宇宙之间小小的点，但这个渺小的点，却也可能影响整个宇宙的运作。
董氏这些形而上的“系统论”，与明天科学的宇宙结构、物理物理的结构、生物学的细胞结构、社会中人与人的剖析以及现代科学的宇宙论，竟有些许相像之处。其实，董仲舒的宇宙论只是形而上的建构，并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董仲舒建构的道家思想系统渗透在中国文化之中，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索。他的学说也促使儒学出身的文官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气，也有自觉的使命感，涉足“治国”，憧憬“平天下”。不过倒过来看，两千年来，有多少儒学的文官真正符合上述的理想，又有多少文官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甘愿为极权君王服务的呢？
宋代的道家思想，实际上早已吸纳了春秋战国各国的精神，而又落实在儒家实务的范畴之内。清朝所谓的“外儒内法”，即外部以儒教为装潢，内部则以儒家为其极权的内容。在社会层面，经过察举制度，文官系统也形成了自我孳生、自我更新的机制。这些自我构建又能否不断地平衡社会精英群，整体而言，才有足够的力量媲美君权。三者既互相依存，也相互牵制。儒学这么的存在，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儒学的学者不是教士，却有教士一样的功能，她们是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也是这个权威体系的延续者。
经过这种儒者，儒学体系不断地更新，也不断地吸收更多的思想。南宋之后，道教步入中国。道教的思想体系和儒家的思想体系确有相当的类似性和兼容性。这两种出世的思想和儒教入世的思想，也构成了辨证的关系，彼此兼容，它们也在中国人人生的不同阶段彼此交替。有见识的人，当有为之年，对应为之事，应该积极进取；在无力的老年，或面对不应为之事，则应静谧恬淡。
儒、道、佛三家思想合一，促使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遭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中国的王朝起起伏伏，不断改朝换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时时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儒教和与它相应的佛教、道家却常年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宋、明两朝，程朱理学和陆王儒学先后盛行，更改了儒家的内容，它们各自的影响将在别处讨论。道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延续长久，仍然到近来两百年来，这一主导力量才渐渐衰退，而目前几乎早已消失。
[1]天视自我台视，天听自我民听出自《尚书·泰誓》，大意为：上天所见到的来自我们老百姓所见到的，上天所看到的来自我们老百姓所看到的。
[2]孝友儒学伦理思想。在孔子学说中，“忠恕”是推行“仁”的方式，是贯串孔子全部伦理学说的重要思想。“忠”要求积极为人，“恕”要求推己及人。
[3]仁唐代儒学的一种涵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互相亲爱。孔子言“仁”，以“爱人”为核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
[4]杨朱战国初哲学家，楚国人。相传，他反对墨子的“兼爱”和儒学的伦理思想，主张“贵己”“重生”，注重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他人。
[5]察举清代选拔节度使的制度。由朝臣、列侯、刺史、守相等举荐，经过考评，任以俸禄。完备于武帝时，其主要课目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为明代重要县丞途径之一。
[6]董仲舒（前179—前104年）东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专著有《春秋繁露》（可能经后人附益更改）及《董子选集》等。
[7]形而念书在哲学史上，指研究超觉得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